夏至|“二十四节气”这张时间表里的中华智慧( 二 )


古人按照自然节奏安排生产生活的“时间表”
二十四节气是一个融天象、物候、时令等知识为一体的系统,不同的节气反映不同的内容。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反映季节的变化,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反映昼夜长短变化,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反映气温的变化,雨水、谷雨、小雪、大雪反映降水的变化,白露、寒露、霜降表现天气现象。小满、芒种是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总结,惊蛰、清明反映的则是自然物候的变化。
二十四节气具有相当实用的功能。对古代普通民众而言,二十四节气是一种非常好用的“时间表”。每两个节气之间规律地相隔15天左右,知道了立春的日子就可以推知剩下的23个节气,古人能很方便地安排生产劳作。比如在雨水、谷雨节气到来之前,农民可以提前修房子,准备度汛;小满、芒种是两个相连的农业劳作节气。小满时节小麦处于灌浆中后期,籽粒逐渐饱满,但尚未成熟,需要加强田间管理。芒种时节一方面要抢收麦类有芒作物,另一方面还要播种谷黍类作物。从小满到芒种这一段时间,农民们必须要集中精力于农事,前期要加强除草、施肥、浇水等田间管理,后期要保证收割、播种两不耽误。
二十四节气也是古代民众安排婚丧嫁娶、上梁掘井等大事的“时间表”,一般这些活动会选择避开农忙节气、降水节气,以及极寒、极热的节气。当然,很多人选择在“黄道吉日”进行各类仪式活动。所谓的“黄道吉日”与二十四节气也有紧密的关系,“黄道吉日”中的“黄道”就是划分二十四节气的太阳运行轨迹的黄道。太阳黄道带上还有许多星辰,其中有六星被认为是吉星,黄道吉日就是这六大吉星主辰(值班)日。与六吉星相对,还有六凶星,六凶星主辰日就是凶日,一般不宜安排任何活动。这种选择时间的方法也传到了中国周边国家。
此外,二十四节气这张“时间表”还可以用来指导民众防灾避疫、养生保健。比如表现自然物候的惊蛰节气其实是古人防范病虫害的重要时节。惊蛰时天气转暖,第一声春雷将冬日蛰居于地下的动物惊醒,各类害虫也蠢蠢欲动。为了防范病虫害,古人常有在惊蛰时节清扫房屋、院落,洒草木灰或石灰等抑制、消灭害虫的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惊蛰时节“吃炒虫”以驱虫的习俗。所食用的当然不是真虫,而是以玉米粒等模拟的害虫。玉米粒炒熟后,全家一起吃,边吃边喊:“吃炒虫,吃炒虫”,还要比赛谁吃得快,嚼得响。这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驱虫仪式,在古代起到了很重要的警醒作用;除了防范病虫害之外,春季也是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期。有谚语说:“春分相逢二月头,沿村瘟疫万人愁”,意思是如果春分节气适逢农历二月初,可能会暴发大型传染病。类似的谚语代代传承,提醒民众在春季做好防治传染病的工作;二十四节气的夏至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容易生病,因此在清代之前,每逢夏至,朝廷都要给官员放假三日,回乡避暑。在有些地方还形成夏至日在门户上拴彩绸的习俗,目的是为了防止夏季瘟疫入户。当然,这样的习俗也带有一定的巫术色彩,但同样也起到了警醒的作用。
节气在先民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从先秦开始就形成了隆重的迎节气仪式,尤以迎接立春的仪式最为隆重。《礼记·月令》载:周天子在立春前三日就进行斋戒。立春当日,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迎接春气。天子的出现使周代迎接立春仪式上升为规格极高的国家仪式,其主要目的在于劝耕,也就是提醒民众珍惜时间,加紧播种。《后汉书·礼仪志》等文献也记载汉代有官府造春牛以提示春耕的仪式。仪式开始于立春日的凌晨,京城里大小官员都穿起青色衣服,京城以外的官员都要佩戴青色头巾,官署外竖起青色旗子,还造了土牛和农人的塑像,这些都是为了催促农民尽快春耕。
正如上述文献所载,立春是古代启动农事耕种的重要节气,不仅政府倡导,民间也形成了迎春、鞭春、唱春、拜春、尝春等仪式活动,皆旨在劝课农桑,还有些具有祈吉、占春的含义。比如上海松江、金山等农业地区曾经流行过鞭打纸春牛的习俗。纸做的春牛肚子里盛着农作物种子,牛肚子在仪式中被打烂后,种子纷纷落地,先落地者被视为当年能获得丰收的农作物。直到当代,我们依然保留了在立春日吃春卷、尝春饼,写“宜春”帖祈福等习俗。农历春节通常在立春前后,两者相距不远,因此古代的立春迎年往往是一个整体。汉代民众将立春称为“春节”,南北朝民众将整个春季都称为“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在很长时间内则被称为“元旦”,直到民国时期,“元旦”被定为公历1月1日,“春节”才用以指称农历正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