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世旭
我十多年前退休,之后客居岭南。那会儿我在学写毛笔字,不像现在这样早已兴致杳然,时任广东作协主席吕雷特地邀我去端砚产地肇庆看看。
我写毛笔字是闹着玩的,在外面别人设有“文房四宝”时,偶尔凑趣涂鸦,在家里就是拿个碗倒上墨汁和水,用不着砚台。朋友送我的砚台,我转手就送了需要用的人。有一方朋友在普通石片上随意磨出墨池的砚台我很喜欢,在空白的地方刻了16个字——“笔近意远,池浅墨深,分黑分白,自浊自清”,算是我的砚铭。后来这块石头也被喜欢的朋友拿走了。
但吕雷坚持说:“去看看,长长见识,有什么不好?”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结果还真长了见识。
古代的端州就在今天的肇庆市。端砚是端州特产,于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甘肃洮砚、安徽歙砚、山西澄泥砚齐名。而四大名砚中,以端砚最为称著。行家说,端砚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研墨不滞,发墨快,研出的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好的端砚,无论酷暑还是严冬,用手按砚心,砚心湛蓝墨绿,水气久久不干,所以有“呵气研墨”的说法。优良的石质和天然的花纹让历代文人陶醉以至痴迷。
【 端砚|在岭南“遇见”包公】而今在肇庆,端砚已经成为一种规模产业,各种形制的端砚争奇斗艳,琳琅满目。大者如卧牛,堆山叠岭,曲径通幽;小者置掌中,花鸟虫鱼,纤毫毕现。端砚最大的价值,恐怕是一种供观赏的工艺了。
而我最大的见识,是很意外地在这里“遇见”了古今赫赫有名的包公。我的历史知识很有限。小时候家里附近有个戏院,我趴在门缝看过戏台上的包公“打龙袍”“铡驸马”,却不知道他老人家到过大老远的岭南,更不知道他还跟端砚有过瓜葛。
早期的端砚纯粹是书写工具,粗陋简朴,没有任何图案花纹装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唐国史补》)。后来武则天把刻有图纹的端砚赐给名臣狄仁杰。狄仁杰听说采砚石工很不容易,奏请武则天下旨减少贡品的数目。
然而,把端砚作为贡品,并从中谋取私利,已经成为一种流弊。狄仁杰身后300多年,调任端州知府的包拯发现,他之前的知府们趁着进贡的机会大都敛取贡数几十倍的砚台,私下巴结当朝权贵。包拯于是下令,只能按贡品的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明确表态,自己作为州府首官,决不要一块端砚,任满离去时果然“不持一砚归”。1973年,包拯故里清理包氏墓茔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成为历史记载的证据。
在包拯的奏议集中,有一首他知端州时书写在墙壁上的言志诗《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悉。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我的前辈同乡、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对包拯的文采不以为意,“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但在这首诗中,包拯济世匡危的志向和为官准则是很鲜明的。史载他性情严峻刚正,跟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人,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来往。虽然地位高贵,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食品跟当百姓时一样。他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有凛然不可夺之节”,眼里不揉沙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几乎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庸官根本不同的地方。不仅如此,他还订立《家训》: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千百年来,作为历史名臣、清官代表,包拯之名成为清廉的象征,在社会享有盛誉。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就有了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因为以龙图阁直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世称包龙图,有小说《三侠五义》(评书《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的各种故事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民间将他奉为神明,认为他是奎星转世,“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历久弥新。
包拯的为人为官是成功的,但由端砚而生的流弊,却似乎不见匡正之效。在他离端州任几十年后,苏轼途经端州,看到的采砚场面依旧十分壮观:石工“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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