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士君
儿时,最喜欢赶年集,一挨腊月的尾梢就迎来热闹的年集,大冬天穿着厚实的棉衣,只要汇入年集的人潮就会挤出一身的热汗。口袋里揣着五毛钱,同龄的孩子中我是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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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油馃子稠稠的香气没能粘住我的脚步,尽管五毛钱能把肚子里活跃的馋虫压得扁扁,花花绿绿的糖果散溢出的清甜味又勾住我的双足,纵然五毛钱就能把一只口袋塞得满满。随着涌挤的人潮总算挨挤到了买年画的滩位。年画的滩位有五六米的长度,靠着一面墙,二米左右的高度从上到下三栏悬挂着一些题材颇为丰富的年画。1980年腊月的这个年集我用五毛钱买回了三张二开的年画。一张是一个胖娃娃怀抱着一条金鲤,这叫《连年有余》,一张的画名为《五谷丰登》,欢庆粮食丰收的喜乐景象,还有一张是《人勤春早》,春耕播种的劳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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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要等到年三十的这一天和春联一起来贴,手洗得干干净净,先清扫清扫屋内向北的一面墙,年画的背面用饭帚抹刷上自制的浆糊,站在高凳上,把三张年画横向贴得端端正正。屋子里顿觉有了喜庆和鲜艳的气氛,伫立在年画前,细细地端详着,直到娘催促着才去贴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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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联|青未了|儿时的春节】春联选用大红的纸张,村里能拿起毛笔的没有几个人,通常是大队干部备好笔墨把几个写得毛笔字的人召集到办公室义务为村民服务。那时的人不计较什么得失,通常运笔一天饭还得家去吃。
贴春联有讲究,父亲指点着我从大门口开始帖起,有一幅对联到现在我还烂熟于心:“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幅内容的对联年年都会复写,年年写,年年贴,年年念,不知不觉早已贴到自己的心门上了,任岁月怎样的磨砺在也擦抹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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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联年年贴新,屋内的年画是舍不得揭旧换新的,每年赶年集时第一件事买回来二张或者三张新的年画,在原来年画的一边贴好,不会厌旧也喜欢迎新,这就是年画的魅力吧。几年下来,屋子里贴满了年画。
1984年的春天村里架上了电,秋天,父亲用他那辆大金鹿自行车驮回来了一台电视机。一根高高的木杆挑出了村里第一架电视信号天线,从这根天线架起的那一天,我家屋子就再也没有沉寂过,不是坐满了大人就是挤满了孩子,人们在新鲜的事物中感受着时代的巨变。这一年的春节,屋子里实在挤不下人了,父亲把电视机搬到了屋门口,院子里的人还是挤得满满当当。这一年好像有了春节晚会,伴随着电视节目,一院子的欢声笑语丰盈了这一年的大年夜。这一年的春晚,我没有能够看上,父亲和娘也没有看,位置让给了乡亲,我们坐在屋子里听着电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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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时节,娘会坐在土炉前翻煎着炸鱼。炸鱼只有在过年时才会有的美味。那个时候的炸鱼不是现在饮食生活中真正的炸鱼,多是赶年集时买回来一条咸鱼,咸白鳞鱼或咸鲅鱼,切成碎块,和在面粉糊里,用手抓出一个个包裹着咸鱼碎块的核桃大小的不规则的面团放进滚热的油锅里炸透,夹带着鱼香和麦香的金黄色的炸鱼馋得口水直往肚子里咽,抓起一个也顾不得烫嘴,外酥里软,咸香适宜,一口一个,娘最多允许吃到三四个,要留到过年上桌的。那个时候盼年,就是盼的年节里吃上一顿喷香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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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炸鱼一道成为过年菜的还有冷肉。年前几天,父亲用肉票从公社食品站买回来一个大猪头。猪头带毛,娘先烧一锅热水,把猪头放进去煺毛,皱褶里的猪毛煺不净,娘用烧红的铁钩子去烙烧,一股青烟飘升中夹带着焦糊味的肉香。收拾干净的猪头用斧头开劈四大块拿进锅屋里的泥土灶台上的大铁锅里,娘拉着风箱,煮熟的猪头凉透后拆出骨头,肉切块连汤倒进一个不小的瓦盆里,放进去适量的盐和半瓶酱油,没有其他的调味品,一晚上的功夫就冷得结结实实。这一大盆的冷肉娘要分散一圈,凡村里亲戚都送去一份,最后剩下的也就不多了。过年这天切上一盘,那个香哟感觉至今没有那一种菜香能够超越的,毕竟那个年代一年之中也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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