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晋|塞外冰雪太液冰嬉

北京，拥有深厚的冰雪文化资源与悠久的冰雪运动传统，距今已逾千年。
这种对于户外冰雪活动的偏好，与我国北方的气候特点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早在辽金时期，冰雪运动就已广泛流行，至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更开展男女皆可参与大型冰上运动会。清代皇室常年在太液池（西苑三海）进行冰上运动，而乾隆帝更是将冰雪运动推向了高潮，不仅亲自设计了“冰床”，更定期举办太液冰嬉大典。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冰嬉图》，更以写实的笔触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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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晋|塞外冰雪太液冰嬉】清代金昆等绘《冰嬉图》卷(局部)
一从白山黑水到幽燕故地
在辽金时期，冰雪运动就已经在辽南京析津府，以及此后金中都的周边地区广泛流行，每逢隆冬便不乏溜冰戏雪的人群。
冰雪文化盛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一方面，建立辽代的契丹族，与建立金代的女真族，均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冬季的白山黑水之间气候严寒、积雪过膝。长期在这种自然环境下生活、狩猎，使契丹、女真等民族形成了擅长滑雪、跑冰的民族特点，对于爬犁等冰雪交通运输工具更是驾轻就熟。更为重要的是：契丹人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进行踢冰球运动的民族。考古实物出土的辽代“冰球”为铁质，形状类似馒头；后世的“冰蹴球”实源于此。
另一方面，生活在北京及其周边的汉族，也对冰雪娱乐情有独钟。每逢冬日便制作“凌床”，类似时下的冰车，由人力牵引，在冰上拖拽前进，行之如飞。因此，当契丹、女真政权在北京建立陪都、首都之时，自然而然地将原本盛行在辽河、嫩江、黑龙江以及长白山的冰雪特色带入了北京，并与当地固有的冰雪娱乐相融合，在保持冰雪器具交通运输作用的同时，逐步发展出适应百姓需求的娱乐竞技项目。北京地区的冰雪文化实滥觞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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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扬绘《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局部），可见护城河中的冰床
尽管年逾久远，现存的辽金时期冰雪运动的记述比较模糊，挖掘难度相对较大。不过，同样由东北定鼎中原的清代，其相关著述较辽、金时期更为充分，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挖掘史料的空间。清代满族是金代女真之后，主要以狩猎为生。每至冬季大雪封山之际，无论是人、马皆举步维艰，给捕猎造成了极大困难，因此向鄂温克、赫哲等擅长冰雪运动的民族学习了滑行技术，演变成为自身的冰雪文化。
二太子河畔的冰上运动会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对八旗将士的冰雪素质格外重视。在这种背景下，一场隆重的冰上盛会在天命十年元月初二（1625年2月8日）正式开幕。努尔哈赤携率众位福晋、满蒙贝勒以及汉官眷属来至东京城（辽阳）城外的太子河畔，在冰面之上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盛会，具体项目包括满族传统的“踢行头（冰球）”、“跑冰”等。此事记载在《满文老档》，由于转译、句读等原因，部分学者产生了一种误读：认为在天命十年冰上运动会中，踢行头是“男子项目”，跑冰则属于“女子项目”，实则不然。
《满文老档》对此次冰上盛会进行了详细描述：“诸贝勒率随侍人等玩球二次之后，汗与众福晋坐于冰之中间，命于二边等距离跑之，先至者赏以金银。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先将银置于十八处，令众汉官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十八名妇人，未得银，故每人赏银三两。继之，将每份二十两银置于八处，令蒙古众小台吉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八名妇人各赏银十两。继之，将每份银二十两、金一两置于十二处，令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福晋及蒙古之众福晋等跑之，众女儿、众贝勒之妻及福晋等先至而取之，蒙古众福晋落于后，故赏此十二名女儿金各一两，银各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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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金昆等绘《冰嬉图》卷中花样百出的滑冰姿势
细读之下不难发现：诸贝勒及侍从在冰球运动之后，并未退场，也参加跑冰运动，“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即是其赏金。部分学者误以为“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是下文“汉官之妻”跑冰的赏金，即是对上下文的理解有误，亦不了解彼时后金的政治环境。先后出场的汉官之妻、蒙古众小台吉之妻，以及压轴出场的汗众女儿、众贝勒之妻、福晋、蒙古之众福晋等，属于三个递进的群组，身份地位的差异也折射在赏金的数量上。其中第二组“蒙古众小台吉之妻”之中的获胜者，赏银也仅仅是二十两；作为归附汉官之妻的奖赏，明显应少于二十两之数。当然，无论赏银多少，丝毫不影响大家参与冰嬉运动的热情，尤其是女眷们的跑冰运动，时而有滑倒于冰面者，惹得努尔哈赤“观之大笑”。然而，就在两个月之后的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便离开了定都不满四年的辽阳，迁都沈阳。虽然当时参加冰上运动会的百官并不知情，但在努尔哈赤心中实际上是用这场史无前例的冰上盛会，作为自己辽阳统治时期的谢幕，足见冰雪文化在这位大汗心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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