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四海|“天大的事”，不怕；“屁大的事”，做大 | 喜葬红星新闻记者|闭幕式|五环|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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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父亲（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吴宜寿）
《优雅老去》，是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的作品，日文版原名是《熟年革命》。我起意翻译，除了缘由与渡边先生的私交甚笃，最主要是因为父亲。
父亲是三年前去世的，享年九十五。为他操办葬礼，我是有想法的。总觉得殡仪公司代办的全套公式化服务，不足以表达我的哀思。“思极深而不晦，情至哀而不伤。”父亲都活到九十五了，还需要沉痛哀悼吗？更何况，父亲一生，乐观通透、看淡生死，并且生前早有交代。他的事，我清楚。
父亲吴宜寿，到底是怎样从泰兴老家考上苏州中学后进厦门大学再来复旦大学任教的，我不清楚。只记得小时候跟着他身后躲进教研组偷看动物标本、初识人体经络穴位的“生死”经历。当时，我只是好奇浸泡在瓶里完美无缺的生命标本，根本不可能明白父亲心中的生命标准。我也不清楚父亲在学术上到底有多大建树、获得多少科研项目。只知道他一手好字，授课写在黑板上的粉笔板书，工工整整一字不改，以至于值日生都不舍得擦黑板，学生好评如潮。古文功底又好，身在生物系却深得中文系大教授朱东润的赏识。最让我从小耳濡目染感受深刻的，并不是父亲的书本教养，而是父亲的行为修养。直观地讲，就是：乐观！回想小时候，父母拉扯着我的三个姐姐和我，一家六口的日子，并不宽裕。我的裤子，还有一条从大姐二姐三姐接力穿下来，再两边缝合中间开裆，拿来就穿的。每年除夕年夜饭，父亲的拿手菜是粉蒸肉。绝活拿手戏，是笛子和二胡，一人吹拉弹唱。在那个沉闷单调的年代，父亲，像一根苦瓜，吃苦自知。但一旦投入到别人的汤里，总能甜了人家。乐观，是优雅的原料和底色。
我四岁和五岁那两年，发生了两件事，说来都很不乐观。但偏偏就这两件事，却让我终身难忘，甚至影响和决定了我的一生。
（一）“天大的事”
四岁那年，父亲命我练毛笔。某日，我在临窗的书桌上埋头苦练。忽闻楼下女孩的嬉笑声，寻声望去，只见窗外随风飘舞着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泡，在夕阳的照射下，绚丽多彩，煞是好看。秉性贪玩的我，爬上书桌，飞身抓去……跳楼！救命车呼啸而来，情况不容乐观。幸好，家在二楼，加之雨过天晴，烂泥地滑，跳下并无大碍。发了高烧，绑个石膏，没几天出院回家了。如果楼下有石头？如果是头着地？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满以为父亲会被跳楼的“天大的事”，搞得失去方寸乱了手脚，我也可趁机有“恃”无恐地不用练字。“手没坏，继续练。脚，穿这个。”父亲递来一双新买的护脚踝高帮鞋。什么便宜也没捞到的我，得到最多的，就是左邻右舍大叔大妈的一句廉价“创可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父亲，却把“坏事变好事，才算真本事！”的话，天天挂在嘴上。
（二）“屁大的事”
五岁那年，从复旦中心村搬到了国权路上的第四宿舍。父亲的好人缘，还缘于他的“江湖地位”——一手好金针。谙熟人体经络、脉搏穴位的他，教学之余，自学针灸。只要有人来敲门，必放下碗筷，拎起针灸包，就走。什么头疼脑热伤风感冒拉肚子开胃口的“疑难杂症”，父亲总能针到病除。我总爱紧随其后，当“跟屁虫”。住在我家前一排的邻居大妈，动完手术后，肚子胀得难过，情况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通气不得。这“屁事”，父亲也能管？！只见父亲进屋，望闻切问；我只好等在门外，望闻屁声……不一会儿工夫，就传来大妈一声长叹“啊呀，舒服啦～”，哈哈哈的笑声，似笑非笑的，上气不接下气……“屁大的事”，化作欢天喜地的头等大事。
两年两件事，无形中成了父亲给我的“学龄前教育”。拥有“没有体育的教育，等于绝育”理念的父亲，为了锻炼我的双脚，六岁时，又起劲叫我练乒乓。也许是“跳楼”导致的后遗症所致，儿时的我，愚钝木讷，发育迟缓。功课体育双差生的我，总算在复旦二年级时，“发育了！”——勇夺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的男双冠军。而且决赛局，是在15比20落后情况下，连扳7分，反败为胜拿下的。是否应验“大难不死”，不得而知。但一次夺冠，父亲的乐观念想，竟鬼使神差地移植进了我的大脑。于是乎，再“天大的事”，我也能泰然应对；再“屁大的事”，我也不会草然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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