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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五位作家被秘密杀害后,左翼文化界在新创办的《文艺新闻》报上,用读者来信寻人的方式,首次向世人揭露了这一暴行
鲁迅就和冯雪峰开始编《前哨》,编辑完成后,冯雪峰联系了几家印刷厂,他们都迫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不敢承印,别说刊物中的内容,就是看到《前哨》这个刊名,都惟恐避之不及。终于,有一家私营小印刷厂勉强同意承印,但条件异常苛刻,费用加倍,不准印上刊头和照片,一晚上印成后必须立即取走,“左联”要始终有人在场,一旦出事,只说工人自愿,不能牵连老板。为了印出《前哨》,这些条件均被接受了,并派“左联”盟员楼适夷和从“美联”调来负责《前哨》秘密发行工作的江丰,在印刷现场负责校对和搬运。
《前哨》的印刷都在晚上进行,印刷过程中,楼适夷和江丰整夜坐在阴暗的机器房里,陪着工人说笑话,买来香烟点心请客,当然,他们也做好了随时去顶罪坐牢的准备。天还没亮,老板连一小时都不许他们把印好的纸张放在印所里,他们便坐着黄包车把油墨未干的印张运到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公道书店楼上亭子间里装订。
由于印刷厂的苛刻要求,印好的半成品放在亭子间里,“左联”的同志们要把左联五烈士和宗晖的遗像一幅幅贴到《被难同志传略》旁边空着的方框上,再用以鲁迅饱蘸浓墨撰写的“前哨”两字刻成的木板字模,涂上印油,手工敲印在刊头上。由于同志们敲印刊头时满怀着哀恨交织的感情,几乎把整个身子压上去,所以有些封面的纸背还留下印油透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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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刊头的“前哨”二字,由鲁迅书写后,刻在木板上(复制件)
现在可以看到的“前哨”两个字,有的是红色,有的是蓝色,有的是紫色,这源于当时在紧急条件下,红色油墨不足。为发行到国外,《前哨》不仅有个英文名字,叫OUTPOST,还做了完整英文目录。《前哨》装订好后,被秘密分发给“左联”盟员和“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成员,鲁迅还特地给远在苏联列宁格勒的曹靖华寄去两本,又通过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发到国外。
虽然《前哨》是秘密发行的,但因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屠杀青年作家的罪行,刊物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立即严加查禁。故第二期改名《文学导报》,内容则专登文艺理论研究,同年11月15日出至第8期又遭国民党查禁。所以我们看到的《前哨》第一期是创刊号,也是唯一的一期。
无数桃花
91年过去了,《前哨》的故事还在传颂。去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没有忘怀先烈,黄昌勇以《前哨》为名,把那段历史搬上了话剧舞台。他说:“剧中,我们专门拍摄了两段和前哨有关的影像,一是表现青年王近30年前为了研究‘左联’到上海图书馆旧刊阅览室借阅《前哨》杂志;二是五烈士牺牲后鲁迅和冯雪峰主导编辑《前哨》纪念专号并印刷的过程。”话剧《前哨》仅剧本大纲就六易其稿,黄昌勇每天写作12小时,不断写、不停改。五位烈士各自的故事都非常精彩、感人,作者用双线套嵌式的结构把这些群像串联起来。“左联五烈士应该是一个群像,五个人是‘一个人’,五个人集中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一个人’,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青年的一个形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动我们的、让我们思考的形象。”黄昌勇说,“我希望通过《前哨》这部戏让更多年轻人走进这段历史,让‘左联’精神成为激励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去年《前哨》分别在上戏实验剧院、上音歌剧院、上海大剧院演出三轮,今年3月底开始在全国巡演,7月1日回到上海,再次在上海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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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首届常委
演员胡歌在上海大剧院看完《前哨》后表示:“戏中是90年前青年人的热血与牺牲,台上台下都交织在一起,我在多个时空的故事和记忆里穿梭,久久不能平息。”该剧不仅感动了观众,也让演员们从中体会到了很多。扮演柔石的演员袁弘为了能在话剧《前哨》中心无旁骛地创作角色,索性把家搬到了上海。排练过程中,袁弘说,走进《前哨》后,自己一直在反思,“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有什么作为,对国家和社会做了哪些贡献,我们是否足够努力不至于辜负这个时代。”冯铿的扮演者谢承颖说:“从读剧本开始,我一直心潮激荡。他们太爱这个世界,才会以天下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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