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名家笔下的春节|过去的年 作者:莫言 诵读: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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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言 诵读:王卉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 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 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