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艺术家”方文山讲述“歌词脱离音乐以后的样子”｜对话( 二 ) 龙凤呈祥|于魁智|李胜素|咪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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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克猫史汀”系列作品现场图。索卡艺术北京空间供图
对话：“不管什么身份，我做的事都是推广传统文化”
新京报：如果你的创作生涯有阶段，你会怎么去区分？
方文山：我觉得第一阶段，应该是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那张专辑我们当年入围金曲奖的时候，《威廉古堡》《爱在西元前年》《上海1943》入围了三首，这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最佳作词奖仅六个名额，我一人就占了一半，所以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年代。
第二阶段是《青花瓷》，毕竟中间又隔了几张专辑，写《青花瓷》的时候，歌名经过了很多次的筛选，里面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时候也没有“古风歌”的概念。到了第三阶段《烟花易冷》出来的时候，“古风歌”已经开始盛行，随着B站的传播，时空背景变得很多元化，每个阶段的社会状况与传播条件都不一样。
新京报：早年你写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但现在更为大家熟悉的往往都是“中国风”作品。
方文山：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现在讯息这么庞杂、多元，人家还可以因为一种创作风格去记住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至于现代人会忽略掉一些像《印地安老斑鸠》《威廉古堡》等作品，我觉得无所谓。你只要让人家记住你的某一种创作风格，先记住你这个人，我觉得在创作上就是有意义的。创作欲来自发表欲，想要发表就是想跟这个世界对话。
新京报：《娘子》当年已经有了“中国风”的雏形，直到《东风破》才让这种创作风格广泛被人认知，当时你对于“中国风”的迅速走红有没有自己的一个预期？
方文山：创作很难讲，特别在那个年代，信息量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好像微信都没有，更别提抖音、快手，好像只有微博。在时空背景上谁都不知道怎样去操作，一首歌曲都是很自然而然地在流通，谁都没有预想它在市场上的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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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山。新京报采访人员郑新洽摄
新京报：从最初的词作人，你也当过编剧、导演，如今又涉足当代艺术成为艺术家，这些身份的转变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方文山：任何一种创作都是我跟这个世界在对话与交流，不管我是编剧、导演、歌词作者、还是当代艺术家，这些身份的共同性都是我借由一个创作形态的媒介，表达观念与想法。不同的地方在于音乐是情绪的催化剂，你可以直接感动、开心、悲伤，情绪地渲染比较客观，当代艺术则给人的感受更为主观，有些人看到某件作品会与心灵产生沟通，而有些人看完，内心不会对此泛起涟漪。
你可以理解我做的事情看上去很多元，但是它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传统文化，我不管是写歌词，做汉服推广，做当代艺术创作，这些都跟传统文化有关。就像歌词与旋律结合而成为一首完整的词曲作品，那如果文字脱离了音乐，它将以何种面目与语言存在？也或者，歌词文字有无单独存在的必要？或单独存在时有无生命力？如果有，那它们该是选用何种材质与装置结构的视觉语汇进行呈现？我对这种转变很感兴趣，大家可能看到我尝试的事情很多，但其中的核心价值多数状况下都跟传统文化有关。
新京报：在你的影响下，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对“中国风”的创作非常感兴趣，甚至带动了“国潮”的盛行，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些创作者？
方文山：很多人喜欢诗词、古风，对音乐创作感兴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毕竟创作也是一种学习。如今自媒体时代，让很多年轻人的创作有了发表的机会。他们自发性地进行创作，不仅寻找到了认同感，很多作品引起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他们会主动地去学古琴，书法，写古风歌，目前发展方向是很好的。
新京报：我们也关注到近两年，你也在通过办班的形式教年轻人写歌词，你觉得现在的创作环境跟你刚开始从业的时代有哪些不同？
方文山：差距很大，但各有利弊。我们那个时候讯息量少且封闭，因此竞争也小。如今的时代词曲需求量很大，不仅有很多词曲比赛，也有词曲的函授学校，还有一些可以发表词曲的版权公司，现在的年轻人，机会越多竞争也就越激烈。
新京报：“周董”这么久没有出新专辑，你如何看待现在“催歌”的现象？
方文山：无可厚非，因为谁都想听到新的东西。内心总会有种期待，这些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