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曾祺：“人间送小温”（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二 )

在俄罗斯，汪曾祺作品译介始于1996年格里高利·卡舒巴翻译的《八月骄阳》。其后则有玛丽娜·切列夫科、叶卡捷琳娜·扎维多夫斯卡娅、林雅静等翻译的《受戒》《大淖记事》《陈小手》《李三》等作品，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在捷克，1993年汉学家包婕译介了《黄油烙饼》《受戒》等。在日本，汪曾祺有很多知音，除了上述主要作品，还有《鉴赏家》《李三》《桥边小说三题》等被译成日文。汪曾祺小说《小芳》还被编入日本放送大学振兴会出版的汉语教材中，无意中感动过不少学习中文的日本读者。
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通过高邮故事表现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寄寓温暖的人间情怀，引发了国际文坛的浓厚兴趣，使它们相当程度上成为“世界性文本”。安妮·居里安的法译本《岁寒三友》问世后，有书评盛赞小说所表现的中国式情感、气氛，工笔描绘，叙述的简洁与节制，想象的丰富以及对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继承等，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读者喜爱汪曾祺的原因。
渐成海外研究热点
1988年，在美国、中国召开的两次讨论会，开启了海外学者对汪曾祺的专题研究。当年春，在旧金山一次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上，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可在讨论传统与现代小说的冲突时，以汪曾祺作品为例，指出传统在现代浪潮之下找到宣泄口这一现象。杜迈可在后来的研究中持续关注汪曾祺，认为“其作品的推动力，在于对民族命运的忧心”。当年9月，《北京文学》在京召开“汪曾祺作品研讨会”，法国的安妮·居里安、瑞典的秦碧达、美国的林培瑞等汉学家参会。该刊稍后辟出“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专辑”，收录了安妮·居里安的《笔下浸透了诗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标题准确概括了作者对汪曾祺作品的阅读体验与判断，也深得汪本人认同。
1992年，赫尔穆特·马丁与金介甫合作编辑了《现代中国作家自画像》一书，收录44位作家带有“自画像”性质的创作谈文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洞察了作家的思想”。有书评指出，汪曾祺的《自报家门》是“精心制作的、有启发性的”篇章之一。1993年，在英国任教的赵毅衡编了《迷舟：中国前卫小说》一书，介绍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潮小说，菲利普·威廉姆斯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赵毅衡在背景介绍中忽视了上世纪40年代的汪曾祺。这说明，早在1993年，一些西方学者对青年汪曾祺的创作已有相当认识。而在中国，汪曾祺的早期创作还要晚几年才稍稍引起关注，其早期作品的发掘、编入全集，更迟至汪曾祺逝世20年后。
中国批评家的论述在海外发表，也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汪曾祺研究。1993年，李陀的《现代汉语的新活力》被收入奥尔胡斯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文化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书。李陀指出，汪曾祺等作家开启了对汉语美感与特质的探索，汪有意识地重建与古典和白话传统之间的联系，是抵制过度西化的范例。1995年，钱理群的《194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理论概观》译文在美国《现代中国文学》杂志发表，高度评价了汪曾祺写于1947年的论文《短篇小说的本质》。
汪曾祺有句流传很广的玩笑话，是对自己的晚辈说的：“你们都对我好点啊，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他不仅进入了中国的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还是海外中国文学史中的“常客”。2001年，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出版，认为“沈从文和其弟子汪曾祺可以被称为现代汉语的文体大师。吊诡的是，虽然二人并没有回避外来的借词或者句法结构，但是它们在现代散文中成功地传递了一种古典的审美感受性”。这与汪曾祺本人对自己“文体家”的定位相一致。2005年，德国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谈到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学表现时，举“富有天分的小说家”汪曾祺为例：“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说是《受戒》(1980)，反映了他对美和天然的审美观点。这里不是一位知识分子在对国家和人民作一个(道德)评判，这里是某个人，某个觉得和江苏的故乡民间文化紧紧相联的人，在描绘像你和我一样的普通人……”顾彬认为，汪曾祺“描述了一个永恒的、如乐园般的世界”，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不多见的。2010年出版的美国《剑桥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里，在奚密撰稿的“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一章中，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复仇》：“《复仇》的文字既口语又抒情，既意象化又简洁……这个关于化解和超越的故事充满了佛道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