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我们不分开”，新华社记者探访金性勇、金晓宇父子( 二 )

小宇觉得自己“不是天才，是个‘画匠’”。翻译就像描画，描得越贴近越好。
翻译的稿费并不高。他曾跟父亲说，苦是苦，乐趣也有不少。“如果我不得病，可能就把时间浪费掉了，我把这事儿好好做下去，你也不要太为我难过。”
他在这600多万字中，搭建了一个属于很多人的世界。他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场景。
他几乎从不主动表达，但他在这庞大的文字世界里歌舞哭笑。没有了形体的紧绷和束缚，那是一个自由舒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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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不倒只管推”
大约一个月前，小宇出院回家了。金性勇临近家门才敢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50岁的金晓宇抱住父亲大哭出来——这是他在不发病时鲜少出现的激烈情感表达。通常，他看起来面无表情，也许是常年服用稳定情绪药物的副作用。
他拿起笔，在纸上回忆起和母亲的往事：“母亲在很大程度上规划了我的翻译生涯。按倒叙来说，她通过校友会与留校教课的陆教授交流沟通，再通过陆教授的女婿的篮球朋友，也是出版达人杨先生为我谋得了第一个试译的机会。”
母亲曹美藻不仅是当年的高材生，还培养大儿子考入复旦大学，大儿子后又到澳大利亚定居。唯有小儿子小宇成为夫妻俩最深的牵挂。
曹美藻对小宇管得很严，按小宇的说法，“她在我人生的道路几次关键环节（替我）扳动轨道”。小学时，她让小宇转去更好的学校，长大后小宇想学历史，她却想让他学国际贸易，也想尽办法让他变开朗。小宇很在意母亲的话，却又不知所措。
【 翻译|“我们不分开”，新华社记者探访金性勇、金晓宇父子】“她生病之后，对我的控制力减弱了。”小宇说，语气中不知是轻松还是遗憾。
小宇译的书，被堆放在客厅一块木板上。这木板下就是母亲生前常用的缝纫机。这台缝纫机，是小宇“失控”时也没有碰过的另一件“贵重”物品。
母亲踩着缝纫机踏板的声音，就像一支摇篮曲。小宇穿着母亲做的衣裳，四季觉得温暖，小宇不砸它……
曹美藻“痴呆”了三年，小宇从没对她发过脾气。买菜，洗脸，每两小时接一次大小便，抱着母亲上下床。他记着母亲的好。
当小宇从医院回来，想要“像照顾小孩一样照顾母亲”时，她却毫无知觉地走了。
小宇记得母亲常说一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问我，随即自己给出了答案“就是我生病了也要把我推出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
这是她生活的信念。小宇的车没有倒，那就得继续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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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晓宇拿起笔，在纸上回忆起和母亲的往事。
我们不分开
对于《本雅明书信集》的样书，金性勇提了几点意见。除了在文字上把关，他也把关于装帧设计、开本尺寸的想法都告诉了编辑。
“我爸爸很有耐心，在我生活里扮演了很多角色，帮我跟出版社编辑联系，给我做助手，以前还帮我校对，改得很仔细。”
金性勇也爱好读书，尤其喜欢屠格涅夫。1967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天津药物研究所做研究，后又调到杭州民生药厂（今杭州民生药业），行事认真细谨，“做实验都要自己去看过才放心”，退休后还在做产品评估和资料工作。
每天清晨，金性勇不敢起床太早，他怕打扰小宇睡觉。
客厅里没有电视，不仅因为小宇砸坏过三台，更是因为他担心会吵到小宇翻译。
媒体的报道突然给父子俩带来巨大关注，有爱心车队想为老人提供服务，金性勇婉拒，“谢谢你们，我有月票，我坐公交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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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物质上的帮助，金性勇总是答复对方：“我够吃够喝了，人心要满足。我没那么困难，不太会请别人帮忙。这样我心里更舒服，谢谢社会各界。”
“心里老是不平静，老是觉得吃亏，就要犯错，就很危险。”他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体面，温和平静、坚韧持守。
父子俩互相搀扶，“相依为命”，关系越来越亲密。杭州放映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小宇说“爸爸，有空我们一起去看”，金性勇说“我陪你看，虽然我不一定看得懂”。
金性勇近来的开心事是，杭州市残疾人托管中心答应让他和儿子一起入住。“我们不分开”，金性勇哽咽，“我要抓紧时间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