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记|郑玄《周礼注》与礼学体系的构建】《三礼》记载的礼乐典制,矛盾歧异之处较多,郑玄既以会通为旨,则必须加以整合,郑玄的原则是以《周礼》为准来调停《三礼》记载的歧义。遇《周礼》与他书记载矛盾者,郑玄辄以与《周礼》相同者为周制,歧异者则解释为殷商之制或夏代制度,或以先王之制来弥缝之,从而维护《周礼》的大纲大法地位。例如:《礼记·王制》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郑玄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礼记·曲礼上》:“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郑玄注:“此盖殷时制也,周则大宰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为春官,大史以下属焉。”另如,《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郑玄注:“周之六卿,其属各六十,则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矣。《昏义》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盖谓夏时也。以夏周推前后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记也。”郑玄认为《周礼》三百六十职官之数乃周公之制,而《礼记·昏义》所记官制则为夏代之制,由夏和周制推测,他认为《明堂位》对官制的记载是错误的。总体上来说,郑玄遵信崇尚《周礼》,认为此书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所载为可信之制,当《周礼》与别书歧异时,则以《周礼》为是,而其他与《周礼》不合者则以《周礼》为准调停融通异说,以建构其新的礼学体系。
郑玄在建构其礼学体系时,苦心孤诣会通《三礼》,弥缝异说,然《三礼》中矛盾之处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有的也不可调和,因此《周礼注》难免会牵强附会,对一些礼制的诠释也难以圆融无间。如清人皮锡瑞所说:“郑君以《周礼》为经,《礼记》为记,其别异处皆以《周礼》为正,而《周礼》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弥缝。”(皮锡瑞:《经学通论》,第322页)虽然郑玄的礼学体系存在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等不足,但总体上,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实现了经学的“小统一”。郑玄打破今古学之界限,冲破家法之藩篱,以《周礼》为纲,会通《仪礼》《礼记》,形成了自己的礼学体系,为后世学者所宗,以致后世有“礼是郑学”之说,影响深远。郑玄《三礼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5日 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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