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锋|2021年中国文学：在历史与现实间撷取时代精神四时幽赏录|冬天|古人|雪后初

长篇小说：“传奇的”与“现实的”2021年初春，余华出版了他的第六部长篇《文城》，而上一部《第七天》好像才刚刚读过，但其实已在八年前。虽知阅读作品前最好不要读评论，读《文城》之前还是看到了丁帆先生的读札，文章以“传奇性”“浪漫主义”“史诗性”和“悲剧性”四个词框定余华的这部新作。真正读完《文城》时，“传奇性”三个字却是无论如何印在心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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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巧合。七月份刘震云出版新作《一日三秋》，不仅书中的故事称得上“传奇”，叙述上的人鬼对话、阴阳重逢，较之以往的作品也是相当“传奇”。我想，对这两位作者来说，“传奇”都意味着与某种状态拉开距离，在小说故事时间的意义上，也在文本道德训谕的意义上——我们或许迄今仍因怀有“躲避崇高”的心态而对“道德训谕”这个词敬谢不敏，但在这两部书中，又的确是蕴含着某种直接来自作者的“理应如此”的想法。有赖于此，他们才会一跃至历史上空或一破生死之隔，在既没有日常桎梏也无须求助细节真实的时空里，彰显着“传奇”的内核，也就是作者的美学理想。《文城》与《一日三秋》殊途同归于对民间伦理的标举，它们都是“显正”，而非“斥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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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光转向历史，是本年度诸多长篇的共性。此中又分为两路写法：
其一即“传奇”的历史，阅读这类作品，读者要和作者达成一致——由于历史在此并不构成对故事的佐证，所以无须调动个人实感经验或历史知识，亦不必追究故事具体发生的时间。
其二是“现实”的历史，这类作品在可靠的历史框架内谋篇，展示一代人或某个时代中一个人的精神样貌。寓目所及，可以止庵的《受命》与张柠的《春山谣》为代表。《受命》写到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春山谣》以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江西某个乡村为背景。两者皆以其时的年轻人作为故事主人公——前者是北京青年牙科医生陆冰锋，他决意代父寻仇；后者由于更大的时代背景是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涉及人物众多，主要包括了上海知青（顾秋林、陆伊、程南英）与本地青年（彭击修、季卫东、徐芳兵）。
几乎一眼可辨，对于《一日三秋》等作品，时代并不重要，虚设的时间仅仅是作者“立言”的外壳。但对于《受命》《春山谣》以及2020年发表并在2021年出版的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等长篇，则尽可断言，作者动笔之初，即对牵涉的时代作了细密的知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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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受命》与《春山谣》是“现实的”，除了由于它们都倚靠明确无疑的历史，还因为两者都以青年作为主题或主要人物。在书写层面，不事虚矫是历史题材叙事作品的首要难题，对于青春历史的叙述更是如此。只消我们想想上世纪80年代的“知青文学”与80年代结束后一批文化学者关于那个时代的追忆，我们就会知道将私人记忆“篡改”（即使是无意的、激情却不自知的）为公共记忆是何其容易的事。归根结底，症结在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青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由此他们也相信，那段岁月对所有年纪、不同阶层的人而言也是“黄金时代”。《受命》与《春山谣》的“现实性”，即印证于作者处理青年题材时共同持有的反浪漫立场。如止庵在小说最后，忽而写起三十多年后冰锋的弟弟铁锋。铁锋提到1980年代冰锋自以为隐藏颇深的复仇计划，在当时已为亲友知晓，不过他们没当回事，所以也并未阻拦。小说里唯有叶生试图阻拦。她是冰锋的恋人，同时也是冰锋寻仇对象的女儿，是故她只能不断地暗示冰锋：忘掉过去，与她好好地活在当下。铁锋的这段讲述是意味深长的，也是止庵有意为小说安排的结尾，它表明了作者关于1980年代的认识：有许许多多个80年代，冰锋仅是其中一种；此外，至少还有一种非文学化也非历史化的、执意奔向90年代的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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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复仇，又要撰写关于复仇的诗剧，视写作为自我砥砺的冰锋，符合大众关于80年代的想象——那个时候的人们狂热地喜爱文学，单纯得无以复加，甚至连思索个人与时代的路径也是借助文学。但止庵通过小说廓清了这一点：历史的全貌并不全由冰锋提供；他身旁的那些人事实上早已甩开历史，也甩开了这个拒绝遗忘历史的人；他们纷纷下海经商，并且即将在未来成为充满希望的中产阶级。《受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写了由诸多回忆文字呈现的80年代，一如《春山谣》对“知青文学”同样完成的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