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鹤同(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1909年底,陈独秀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时,遇到了在该校任教的刘季平。刘季平是陈独秀在日本的同窗,又叫刘三。此后,陈独秀便到刘季平家里闲坐谈论。
有一天,陈独秀在刘家见墙上新挂了幅字,是一首五言古诗,落款“沈尹默”。原来,沈尹默也在该校任教,昨天他还来刘家喝酒,这幅字是他乘酒兴写的。
第二天,陈独秀敲开沈尹默家的门,进门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陈独秀谈笑自若,深深感染了沈尹默,他说:“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我的父亲是练隶书的,从小叫我临摹碑帖,少习馆阁体。”陈独秀见沈尹默很虚心,就乘兴和他谈起了书法。
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都参加过科举考试,学书都是从“馆阁体”开始。但因陈独秀的反叛性格,十几岁时他就坚决反对学习“馆阁体”,一味在碑帖上下功夫,因而他的字线条洒脱、流畅,行笔不拘,行、草、篆、隶皆能达信笔挥洒,纵结缠绵,并臻妙境。
【 馆阁体|陈独秀和沈尹默的“君子之交”】陈独秀对沈尹默的尖锐批评,如当头棒喝,令其倏然警醒。沈尹默此后发愤异常,“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执笔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一字,等它干透,再和墨使稍浓,一张写四字。再等干后,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两三年后,又开始专心临写六朝碑板,兼临晋唐两宋元明名家精品,前后凡十数年挥毫不辍,直至写出的字俗气脱尽,气骨挺立,始学行书。1914年起,沈尹默任北京大学教授,1916年秋又被蔡元培委为主持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
1916年的11月27日,汪孟邹、陈独秀同车赴北京。某日,他们走访北京大学,在校园内路遇沈尹默。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好缺人,沈尹默便把陈独秀在北京的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随即赴陈独秀住处,诚邀他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这也算是沈尹默不忘陈独秀的知遇之恩吧!
20世纪30年代末,陈独秀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沈尹默也在四川,曾写诗赠陈独秀。可是陈独秀仍然称沈尹默的字与30年前无大异也。他在1941年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这种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也激励了沈尹黙。抗战胜利后,沈尹默辞去监察院监察委员之职,专力临池赋诗。
由于沈字法度精严,气息典雅,圆润秀美,清雅遒健,不作怪奇之体,在平正中求变化,因而雅俗共赏,从者众多。新中国成立之后,沈尹默的书法进入了一个全盛期,也确立了他一代书法大家的地位。2000年,中国书协评定“中国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沈尹默名列其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沈尹默应《新民晚报》约稿撰写《书法漫谈》一文,文中提及“一个姓陈的朋友”对他的批评和激励,就是指陈独秀那一段往事。
陈独秀率真坦诚,和沈尹默素昧平生,却直言不讳指出沈尹默书法中存在的缺陷,而且,几十年后,仍然对其严格要求。这体现了陈独秀的勇气和见识。沈尹默面对批评,不以为忤,反而把它当成鞭策,激励,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终有建树。而且,他对陈独秀的批评和点拨,一直铭记在心,常怀感激之情。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心拳拳,“无以回报,常念于心”,其情殷殷,这也是一种纯真无瑕的“君子之交”吧!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07日 16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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