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詹姆斯·C.斯科特：读起来不痛苦，就不是好的研究？( 四 )

问：尽管人们对政治学的科学雄心心存疑虑，但您认为这个领域在产生知识方面有什么成就吗？
答：你是在要求我思考这个学科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但事实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并没有考虑过这个学科，部分原因是我认为它只能教给我这么多。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读《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东西了——至少有8年了。我仍然收得到刊物，因为如果你是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的会员，它自动就会寄到。每次我去参加APSA的年会，最多每4到5年，我都会续一下会籍，但之后就任其失效。我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从邮箱里取出，再直接扔进垃圾桶。
可是，如果我像个负责任的成年人那样行事，我会自问：“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和读政治学的，我学到了或知道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我会指出有关合理性（rationality）的韦伯式洞见，以及有关物质利益的未经加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我确实从符号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几年前我正在开车的时候忽然顿悟了，我在汽车保险杠上瞥见一张贴纸，上面写着“美国，爱它或离开”。我心想：“只有我读过那些符号学的东西，才让我意识到这张写着‘美国，爱它或离开’的保险杠贴纸，其实是对另一张没贴出来的保险杠贴纸‘美国，我恨它，我要走了’的回复。这是一种反对消极缺席的主张的声明。”
同样，如果你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顿（Allentown）或威尔克斯-巴里（Wilkes-Barre）的人交谈，告诉他们，他们来自一个多么糟糕的小镇，他们会勃然大怒。我的妻子来自匹兹堡，她也是这样的。越是糟糕的地方，就越需要保卫。符号学告诉我，每一种话语其实都在与看待世界的别样方式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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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美] 詹姆斯·C. 斯科特著，袁子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
问：您认为当代政治学过于强调方法论的严谨，导致大量研究聚焦于琐碎问题。那么在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答：如果你看一大堆博士论文，它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处理一个强有力的且有趣的问题，另一类则不是。大多数论文属于后一类，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都很无趣，一开始就根本不值得去问。有很多论文提的问题我甚至懒得知道答案。我宁愿看到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的失败的努力，也不愿看到解决一个琐碎问题的成功的努力。
林德布洛姆说得很好。据林德布洛姆讲，在莱特兄弟之前，芝加哥的几个兄弟曾试图飞起一架飞机。他们失败了，他们的飞机掉进芝加哥河里。林德布洛姆的观点是，如果没有这次崇高的失败，莱特兄弟就不可能取得他们的成就。所以，如果拿本·安德森（Ben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书来说，它的开头是这样问的：“为什么会有法国无名氏的坟墓、美国无名氏的坟墓，却没有一位无名资产阶级、无名无产阶级的坟墓？为什么有些集体属性能激发强烈的情感和行动，另一些却不能？”这是绝妙的问题。《想象的共同体》是一本疯狂的书，但没有人会认为它不过是一本谈论过时了的兴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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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中的斯科特。
04
过度专业化的问题
问：除了政治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这门学科还有哪些方面让您感到困扰？
答：政治学存在着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那些对越来越少的人才有吸引力的、日益专门化研究的小圈子越来越多。
根据我的同事道格拉斯·雷的说法，其实有人对一篇社会科学期刊文章的平均读者数量做了一项研究，结果是少于3人。让我们设想这可能是由于只考虑了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平均读者数量实际上是9人吧。
这仍然意味着，同行评审期刊的整套生意对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影响，那只不过是一台为人们取得终身教职而设计的鲁布·戈德堡机械（Rube Goldberg machine）罢了，布鲁斯·拉塞特经营的《冲突解决学报》（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就是一个例子。没人读那些东西。它自成小圈子，贡献者们互相抚慰。但是，在参引期刊上发表文章仍然控制着人们的终身教职，即使这些文章只有少数人在引用参考。
我对这条路线上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有一个批评。按照它的标准，我做得很好，所以这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首先，自我引用也计数。其次，一些年轻教授达成一致相互引用，以提高他们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其三，批判性引用也计数，引文中说“这是一坨屎，不值得它被印在这张纸上”，仍然会给你计入一次引用。其四，它赋予发表文章而不是出版图书的人以特权。最后，它让用英语写作的人享有特权。《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一种英美式操作方式，它让致力于英美式政治学主流研究的人享有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