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传统天下观崩塌的人间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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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回过头来看晚清史，常常会对割地多少和赔款多少而义愤填膺。实际上，自觉富有天下的清朝皇帝并不害怕割地赔款，只在乎心中那不可动摇的国本。因此，维护传统天下观的重要性就尤其明显。但结局却是自己的圆明园遭付之一炬，沦为自己误判形式的惨痛代价。大凤凰变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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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所秉持的世界观与当时的主流文明背道而驰传统的天下观认为,天子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天子不仅是中土之主,也是四夷的天然领袖。所以，在继承这套世界观的清朝统治者眼里，国际规则就是自己的某种意志。其他国度若非直属番邦，就是更为疏远的化外之民。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英《南京条约》就存在如下规定：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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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字现场言下之意，就是承认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和爱新觉罗家族地位一致。双方的官员也终于平等，来往的文书按官职平行对待。但对深受传统教育的道光皇帝而言，这就是如假包换的奇耻大辱。反倒是赔款、割地等事情都有些不值一提。显然，仅靠这一点冲击是不可能轻易撼动一个老大帝国的。食古不化的君臣索性玩起了“鸵鸟政策”。除了要马上兑现的条款如割地赔款之外，其余的能躲则躲或能拖则拖。从上到下都没人愿意去真正地了解和洋人打交道的规则，认真打探列强们的实力和野心。这就注定了清朝政府会因不明白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的规则，不了解西方列强的实力。继续与急需扩大市场的西方列强爆发更加激烈的冲突，造成更加惨痛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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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能和清朝皇帝平起平坐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鸵鸟变疯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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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欧美商人依旧在大清不得要领到了19世纪50年代，西方列强急需清朝开放更多的口岸，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大门。根本不给清朝继续玩弄“拖字诀”的模糊空间。特别是风头正盛的英法两国，以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各自派出公使带着舰队来到天津大沽口，试图前往北京来找清廷算总账。于是在联军的武力威胁下，清朝又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至此，西方国家取得了向北京派驻公使的权力，也被允许进入内地贸易和自由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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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索的亚罗号事件在今人看来，互相派驻使节驻扎在对方首都，只是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常举动。然而，秉持传统天下观的清王朝却不可能这么淡然。虽然捏着鼻子签约，但万万不能真正履行。洋人舰只前脚刚走，后脚就开始加强大沽口的白河炮台武备，防止洋人再次从天津登陆。1859年6月，前来换约的英军炮舰与清军在大沽口发生了炮战。缺乏准备的联军有3艘船沉没，并造成464名英国人和14名法国人战死。虽然清廷自觉获得了伟大胜利，可此战却是外交层面的巨大灾难。因为英法两国由此认定，大清毫无诚意履行条约义务，只有凭借武力进行惩戒。于是就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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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条约》的签字现场圆明园被焚毁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