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之名：前世今生辨金枝——评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程德培）( 六 )

六
家庭和教育成长小说密不可分，它几乎就是后者最为重要的来源之一。特里林曾经尖锐地指出：“我们可以肯定，十九世纪的家庭是一种精致的谎言，违背了自然规律。的确，几乎所有的二流小说都会表现一位优秀的人物形象，表达对幸福家庭的向往：宁静的家园、可爱而令人心满意足的孩子；的确，家庭位于我们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神话的中心，成为我们积累和消费的良好而充分的理由，而保持家庭的和睦也成了我们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家庭却只是一种理想，一种有关宁静、秩序和连续性的，可望而不可及的象征，它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热衷于思考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生存质量的小说家邵丽也许更乐意听一下特里林下面的议论：“我们失去了受条件制约的现实性，事物的真实，以及纯粹具有外延物质的事物所具有特殊可靠和权威性。关于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失去一种物质事实，而意味着失去一种精神事实，因为精神具有这样一种事实意义，即它必须存在于一个连找房子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事情都需要精神参与的世界里，对精神和受制约的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的了解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引发巨大的喜悦，因为它如此罕见，如此难以理解；与它相比，关于纯粹精神的了解就相对容易了。”［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著：《知性乃道德职责》，严志军、张沫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15、216页。
危险来自外部亦来自内部，而从这些危险中便产生了恐惧，使儿童修正他最初的、原始质朴的内驱力。从自我与对象的分化中产生了防御与适应。它们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人成熟并获得个性，亦可以造成病态与愁苦。艺术与生活、病症与逻辑推理，笑话与哀诉、爱与恨，几乎我们生活的一切都由内驱力与防御这两个强大的对立面的某种妥协。对立术语统一成盛大的辩证法舞会，在舞会中，倘若没有伙伴的舞步，任何舞台都是毫无意义的。
来自同一家族血缘的两个家庭便是这样的舞台。虽然它们各自生活相差甚远：成长环境、城乡差别，甚至所受的教育也各不相同，连历次运动所受的冲击和苦难也是各具特色。差异让他们彼此形同陌路，唯一联系的血缘关系又让他们彼此仇怨。“我”的童年创伤来自记忆和自我审视，而拴妮子的创伤则来自缺失，我们难以走近她的内心，她的存在来自被他人审视、评价和少得可怜的转述。两个家庭的对立，在“我”的审视下延续至下一代，或许是风水轮回和机缘巧合，结果是远离故土一家的子女，皆“不争气”地纷纷回到家中固守；而原本留守老家拴妮子的四个子女，皆纷纷远离故土而变得有“出息”。在现象学领域内，视角既反讽，是以行动、情境或事件来体现的。反讽就是看待同一事物不同侧面的不同视角相冲突而生的，也许隐藏在黑暗之中的画鸟能看到你看不见的东西，这时你要当心谨慎将自己的盲视绝对化。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最美的希望中埋藏着危险，强扭的瓜会令人大失所望。对《金枝》来说，人生的微妙之处在于，“我”的每一步满怀希望都夹持着“出息”的标准，带着“争气”的欲望，去渴望“一己”传承的抱负，去实现所谓的真实可呈现的理想实现时，而事实上往往事与愿违，离充满生机的现实渐行渐远。
应当明白的是，艰难写作的背后是失落感和变迁感，最终“我”总是被拽到了自己的情感极限。还是特里林说的：“小说从来不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它的缺点和失败比比皆是。但是它的伟大之处和实际效用在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将读者本人引入道德生活中去，去邀请他审视自己的动机，并暗示现实并不是传统教导引导他时所理解的一切。小说教会我们认识人类多样化的程度，以及多样化的价值，这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取得的效果。”［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著：《知性乃道德职责》，严志军、张沫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
七
我注意到，《金枝》中的某些细节，在作者的其他文本也有重复出现，比如，讲到从不管家务事的父亲，“父亲的自行车，我母亲骑不了，只好推着去粮店买面粉。她只有一米六多点的身高，一袋五十斤重的面粉怎么放到车架子上都是个事。她推着车子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我父亲迎面走来，夹着公文包，若无其事地过去了。其实,再走不远就到了家门口，他可以回身帮她一把。他不是不帮，是完全没有帮她的意识”；又比如，五岁多点的“我”，在父亲办公室用蘸水笔在报纸上涂鸦差点连累父亲，结果夜晚睡梦中招来父亲一顿暴揍，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的掌上明珠便失去宠爱，“我”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加上幼年时期不断“运动”，父亲挨批，使得小时候的我特别害怕别人的小孩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经常生活在恐惧与屈辱之中，“我们甚至以父亲的名字为耻”，以致“很长一个时期，我做梦都会吓得惊叫起来，我一次次被丢在荒无人烟之处，找不到回家的路。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极不安定的童年，严重缺乏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