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教授冯天瑜怒批:《大秦赋》真不知是何居心!( 二 )


观诸全部史籍,不见秦王东出解民于倒悬的任何实例,而所见只有尸骨遍野、城垣尽毁。但长剧《大秦赋》一而再,再而三让嬴政声情并茂地宣称,东出、一天下,为的是拯救万民于水火,还出现楚人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这种编造实在匪夷所思。
武大教授冯天瑜怒批:《大秦赋》真不知是何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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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秦二世对自己的文臣武将乃至王族亲贵也极度苛酷残忍,吕不韦、韩非、李斯、蒙恬、芈氏等有大功于秦政者,皆死于非命。秦代开启诸朝屠戮开国功臣之恶例,这正表明中国专制君主政治是一部绞肉机。而《大秦赋》对此或轻描淡写,或给绞肉机的操盘手嬴政虚构脉脉温情(如对吕不韦之死痛心疾首),或百般美化谋臣间的相互残杀(如把李斯陷害韩非写成韩非哀亡于李斯怀抱)。统一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秦廷君臣(包括秦始皇本人)几乎无一人得到好死,这正是秦政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
对此类历史现象,若能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李尔王》那样加以鞭笞,则大有历史教育作用,而《大秦赋》反道而行,竟扭曲历史实情,为秦廷君臣涂脂抹粉,给暴虐、狡诈的秦政乔装打扮,为一部鲜血淋漓的绞肉机披挂粉色锦缎,真不知是何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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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列国,一合天下,是战国时人的共同愿望。墨子多作其说,孟子有天下“定于一”的名论,韩非子有更明确具体的设计。秦国、秦王是这一历史大势的有力践行者,此点必须肯定。李贽在这一意义上称嬴政为“千古一帝”,是可以成立的。但一切范畴都不应该绝对化,皆要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评价。“大一统”亦如此。
一般来说,国家大统可以休止兼并征战,有益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故我们赞同柳宗元《封建论》的言说,肯定秦制的统一措施诸如合六国文字于秦篆,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等,此类秦制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这是秦王运用“恶”的杠杆启动的历史进步,应予肯定。
然而,秦代确立的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传延两千年并不断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柄庞大的双刃剑,积极作用、消极作用皆不可低估。在近古以至近代,消极作用日益昭彰,君主专制集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重大惰因。故在文明转型的近现代为君主专制大唱赞歌,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五帝的位置,让今人对其顶礼膜拜,是莫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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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例如,不能说今天列国分立的西欧比横跨欧亚的大一统俄罗斯落后。大一统的帝俄,长期充当“欧洲警察”,是近代欧洲进步的大障碍。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而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又如,芬兰被俄罗斯“统一”时,苦难深重,而摆脱俄国这一民族监狱后,几十年间即成为先进国家。
以中古史而论,大一统成就了汉唐的昌盛,但大一统也并非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蒙古统合了亚欧大陆,却令东亚、中亚、东欧诸文明破坏惨重,而摆脱蒙古可汗的大一统,反而是亚欧诸国的历史性进步。蒙古征服金、宋,建立版图宏大的元朝,却使“造极”于中华的宋代文明发生大倒退。满洲人再度大一统,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严重破坏明代文明,尤其使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坠入苦难深渊。元、清两度大一统固然有开疆拓土之功,但造成文明大倒退却是事实。故对“国家一统”须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