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回忆童年: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


 莫言回忆童年: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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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那时中国的经济并不理想,而他的出现注定给原本平凡的家庭雪上加霜。在莫言回忆里,那时候一家十几口一起吃饭,每次开饭前,他都会大哭一场。莫言小叔家的堂姐就比自己大四个月,两个四五岁的小屁孩懵懵懂懂的。每次吃饭时,莫言的奶奶都会给他和堂姐一人一个发霉了的红薯干,那时候的莫言总是以为奶奶偏心,把大的给姐姐,便乘姐姐没留神时,拿自己的和堂姐换。当发现抢过来的没有另一块大时,又往堂姐碗里夺回来。这样一来二去的,姐姐也就哭了,站在旁边的婶婶脸色也变了,至于莫言这一到饭桌就哭的习惯,大家已经习以为然了,莫言的母亲也只能默默地叹息着。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莫言奶奶却反常地站在姐姐那边,孩子还小,便只能数落起母亲来了,婶婶在旁边趁火打劫,说得更难听了。母亲只能低着头给奶奶和婶婶赔不是,抱怨自己的孩子肚量太大,千不该万不该在那个时候生下这个孩子。吃完那片红薯片,就只剩下野菜羹了,那一碗黑溜溜,一进嘴便被扎伤,吃不下去,但不能浪费,必须咽下去。而回想起当时自己和姐姐是靠什么营养长大,他真的不知道。那时候的他,每天只想着什么时候能有吃不完的红薯干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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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好转,全国上亿人口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那简直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不见光明的春天。不但没有发霉的红薯干,就连树皮,野草,小昆虫也吃光了,村里每天都有人活生生地被饿死。一开始死了人,村民还会给他送送行,请村里年长的大爷给他做做法事,家人们还会哭哭啼啼地到土地庙前给他提前报个到。而被饿死的人天天在增多,人们也不在注重礼数了,不但不埋葬,亲人也不在去土地庙“报庙”了,而是简单粗暴地叫来几个年轻小伙把尸体扛到村尾边的树下。而这时候眼睛发光的无非就是那些野狗,尸体一放下,它们便直扑上去撕咬。那场面简直不忍直视。在那段时间过后,便能在某些书刊上看到“人食人”的事件,也许是真的存在,也许是夸大事实吧。莫言也曾提及在他们村的一个粗汉从自己死去的妻子身上割下肉烤着吃,可这事是否真实,他自己也不清楚,因为那个粗汉在不久后也离开了人间。劳动换取粮食,在那个时期是不存在的,村里的人贪生怕死,都不够外闯,只好在家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的白土可以填饱肚子,人们便去挖来吃,结果吃下去无法消化,憋死了好多人,也就没有人敢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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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上小学时,那年冬天,学校刚好运来一车煤炭,在上课的同学看着窗外那在阳光下黑得闪闪发光的煤块,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下课后,他便和班上的同学说那煤块好吃,而且越咬越香。班上的同学一下奔出门口,往煤炭堆跑去,拿到手便啃,果然比土好吃。那时的班主任是个女年轻老师,也饿得不轻。骨瘦如柴,眼里看不到一丝光。她在讲台上上课,班里的学生就在台下啃煤块。她疑惑地问着学生:“煤炭好吃吗?能吃吗?”坐在最后面的一个男生从衣兜里掏出一块亮晶晶的煤让老师尝尝。班主任半信半疑地咬了一小口,皱了皱眉头,吭哧吭哧地尝了起来。而后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说好吃。虽然听起来有点离谱,但毫无疑问是真实存在的吃煤事件。长大后的莫言,回到老家时刚好遇见那时在学校当门卫的大爷,便问起了当年吃煤炭的事,大爷也说这事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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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到极处时,国家发了救济粮食,分到每人手中也少之又少,每人半斤豆饼。莫言说当他奶奶给了他杏核大的豆饼时,虽然小,但放在口中却感觉比啥都香,不舍得咽下去。莫言邻居家的爷爷则把发的两斤豆饼在半路上给吃完了,回到家口渴了,便大量地喝水。导致豆饼在胃里发酵,胀气,把肚子给撑破了,命也没了。回想起当年那些事,莫言母亲说那时候的人,肚皮薄跟面巾纸一样,没有脂肪,骨瘦如柴,严重的还能隐隐约约看到肚子里的肠胃。而那时候的孩子都特别能吃,一餐能吃五六大碗野菜羹,不求营养,只求填饱肚子。慢慢的,日子也算有好转了,每家拿到的粮食多了。有一次莫言的叔叔在供销社工作回来,随便在路边买来了一袋棉籽饼。莫言每晚都会假装起来上厕所,其实是为了偷点饼吃,放在被窝里,蒙着头吃,那香味到现在都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