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北宋为何难以走出文武失调，和战两难的困境

_原标题：北宋为何难以走出文武失调，和战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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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渝川
《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一书出自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方震华。方震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唐宋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史。全书由七篇论文组成，深入探讨了北宋中后期如何放弃了以岁币换取和平，并在“强兵”、“拓境”上的种种努力，以及因此带来的深远影响。
宋真宗年间签订的澶渊之盟，确立了北宋王朝对外政策的基调就是要防御与安抚。这一政策根本动摇发生在神宗年间，但仁宗年间其实已经有了苗头。《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书中指出，北宋西北地区的武将（以种谔为代表）甚至民间的豪侠之士就在努力突破原有政策的限制，并达到了开拓水洛城的目的。
长期对外防御与安抚，武将的政治地位、调用资源的能力毫无疑问会发生下降。相比北宋之前数百年内的武将地位，北宋的这种现实肯定会让武将集团感到不满——后者不要说发展为主宰政局的军功集团，就连保住权位有时也变得十分困难。这一点从北宋名将狄青的官场遭遇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说明。
与之同时，北宋民间也有许多文士提出了重现汉唐风度，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主张。北宋承平日久，经济和社会繁荣，世家实力衰落为平民子弟在政治和文化上崭露头角提供了可能。这些成就与北宋在军事上的被动地位、防御姿态呈现出反差，虽然北宋士人的主流显然是和平主义者，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士子希望能够推动朝廷在军事开拓进取。包括《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这本书在内，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北宋士子的上述心态，与北宋出现了新的华夷关系范式（不再是汉唐时期的华夏核心、蛮夷周边模式，而是华夏与多个异族政府并存，还得定期支付岁币，另外北宋将被辽国长期控制的幽云十六州视为本朝的失地）有关。
有意思的是，诸如范仲淹、韩琦等杰出的北宋政治家，在选择或战或和问题上也出现过戏剧性的转变。范仲淹在1040年到西北主持军务时，反对出兵进讨李元昊，甚至在朝廷决议出兵后仍然坚持招抚李元昊，拒绝派兵配合作战。但在几年后，因为对整军备战的成效感到自信，所以范仲淹开始以古代的名将自居，力主积极进取。《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书中详细检视了真宗至神宗时期的文士论著，清晰的揭示出北宋和战政策的转变并非仅仅是神宗、王安石二人力推的结果，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
和战两难的困境，也不仅仅表现在政策选择上，还有文武纠结之上。要建树军功，洗刷北宋君臣认为的国耻（幽云十六州），惩罚叛贼（从北宋割据自立的西夏），就必须培养和选拔优秀的武官——但这种依仗对象本身也可能成为颠覆统治的问题，毕竟唐朝中后期和五代的教训十分深刻。北宋为此进行了设立武学、武举的制度创新，着意培养懂得军事的儒将、儒帅。而这种人才选拔体系同样偏重儒学，具体考试内容包括策论与骑射。虽然如此，因为宋朝的武将地位不高，所以甚至长期出现武举进士在中举后马上转入文职，并不任职军旅的颇多案例。
有意思的是，《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书中也指出，举办武学、武举本身也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虽然彻底查禁民间研习兵书难以做到，但在明面上增加兵书在民间的传播却是可能的，再筹办武学和武举，让对兵学有兴趣的人才纳入政府监控。
总的来说，北宋时期的文武纠结困境，不但没有通过武学和武举得到破解，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科举竞争激烈背景下，文士选择的一种捷径；通过武举进入军队的士人，确实也不乏军事人才，但更多的却是那种仅仅了解军事知识皮毛，而无法真正意义上融入军队并带领同胞作战的书呆子。这也是为什么北宋以及后来的南宋，军事能力始终难以提高，即便偶尔涌现出狄青、岳飞这种反常规的军事天才，也无法真正意义上高效调动军事资源来达到作战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