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宋朝为什么如此富有？挣钱的买卖全都收归国有，闭着眼睛都能挣钱五代十国

太平兴国元年，赵匡胤设立名为“榷易院”的机构，规定所有舶来品都由政府专营。宋·高承《事物纪原·东西列班·香药》中有说：“太平兴国中……始议於京师置香药榷易院，增香药之直，听商人市之，命张逊为香药库使以主之。此盖置官之初也。”《事物纪原·榷易》中也有：“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拨并榷易院入榷货务，而使名不除也。”
在当时，一切来自国外的产品，都是由官方渠道贩售到广州、交趾、泉州、两浙，禁止私人经营。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在当时但凡私营价值超过一百文的海外贸易品，就要按律惩处，达到一定数额还会被判处流放。这样一来，虽说朝廷将对外贸易权攥在手里，却构造了高成本低收入的外贸体系。但这种外贸体系，靠朝廷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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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这种情况，赵匡胤不得不进行改革，推行“有限禁榷制” ，将所有舶来品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仍维持着政府专营；
另一部分则作为通行品，允许私人销售。
不过，即便是通行品，也必须要在朝廷开设的“官市”中销售，由政府进行监管。到了淳化二年，朝廷逐步放宽了限度，允许一部分通行品在其他市场进行交易。仁宗上台后，进一步放宽了政策。不过，宋仁宗时期的宽松政策仅限于进口商品，对国内商人出海贸易的限制依然非常严格，而且，这种政策随着时代发展大有与日剧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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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宋王朝的外贸控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市舶司所在地的经营规模虽然越来越大，但是效益却始终差强人意。那些距离市舶司较远的地区，民间走私的现象相当频繁。宋神宗时期，曾于广州担任了六年知州的程师孟启奏朝廷，请求废黜明州、杭州两地的市舶司，整合为广州市舶司。不过，这一请求没有得到宋神宗的许可。
后来，朝廷推行了《元丰市舶条》，规定杭州、明州两地区的杭州、明州两地的市舶司专门负责与高丽国、日本国之间的贸易，而广州市舶司则负责其他十余个亚洲国家的贸易。显然，宋神宗想要将广州打造成大宋对外贸易的重点城市。不过，这项政策推行之后收效不好，所以该条例在施行一年后便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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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该条例中存在的弊端较多。例如：泉州这样的城市，本可利用季风在春夏两季内进行远洋，但按照这项规章泉州的商人必须实现前往广州领取公文，在返航之后还需绕道去广州交税，以至于，每一次出海都得在国外漂泊两年，使贸易周期延长到三年。泉州的商人，只能搞些违法经营才能回本，去往南国的商船越来越少，上缴到广州的商贸税自然逐年下降。
当时，有不少泉州的官员请奏朝廷在泉州开设市舶司，而广州的官员则请求宋神宗放宽专卖制度，遗憾的是这些请求均未得到批准。直到宋哲宗上台后，泉州市舶司才被设立。不过，虽然市舶司于泉州设立，却并未改善实际问题，朝廷规定市舶司的主管官员需由各路转运使担任，这也使中央对商贸的控制权越抓越严。到了宋徽宗时期，各地市舶司已经变成由朝廷派遣专职官员的直属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