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罗素的罪行实在是荒唐可笑的 。1925年——1929年,罗素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写了4本有关家庭婚姻问题的著作,即《我的信仰》、《教育与幸福生活》、《婚姻与道德》、《教育与现代世界》 。在书中,罗素措辞巧妙而客观地评论了现代婚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建议:“试婚”或许会降低时下不断增长的离婚率 。
罗素的婚姻家庭观念招致了社会保守势力的一致反对,纽约大主教、布鲁克林天主教会、狂热的宗教组织、许多爱国团体、民主党地方领袖及各大报纸,都成了传统道德的卫道士,罗素成了它们联合攻击的对象 。
漫骂、侮辱、人身攻击铺天盖地向这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压来 。“道德败坏者”、“异教教授”、“堕落的、十恶不赦的、背信弃义的、性杂交倡导者”、“邪恶的根源”、“性解放的毒瘤”等等,一时成了罗素的诨号 。最后,罗素的观点又毫不例外地被说成是“亲”的 。
布鲁克林的一个妇女,因害怕她未成年的女儿成为罗素的学生,指控他不仅道德败坏,而且信奉异教,要求取消他到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的资格 。这位夫人的律师用恶毒的言词诽谤罗素,并向法庭提出起诉 。由于起诉性质不明确,罗素才摆脱一次侮辱性的法庭诉讼 。但受理此案的法官公然违背公正原则,决定进行重审 。由于受律师的唆使,法官明显地偏袒原告和社会舆论 。法院的行为表明,美国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的操纵 。(由于该法官的行为过分露骨,法律界曾对其进行了批评 。1971年发表的“伯特兰·罗素一案始末”一文,详细分析了这一事件 。)
重新举行的审理纯属摆摆形式,法官不许罗素为自己辩护,出示无人证实的事实,拒绝讨论罗素书中的“色情”描写,攻击被告人的人格,并且把道德准则作为审判的依据 。这位法官根据一条适用于中小学的准则,宣布取消罗素到纽约大学任教的资格,并且阻止罗素的律师举行听证会和提出上诉,蛮横地宣布罗素没有资格享受这种权利 。
保守势力的恶毒攻击诽谤,终未能击垮罗素 。纽约市立大学虽未去成,但哈佛大学给他发了聘书 。1950年,瑞士学术委员会投票决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与罗素 。
五、评论界对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1950年11月10日,当罗素得悉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时,他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准备作题为“心和物”的演讲,在座的听众中有许多知名学者,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的演讲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当时罗素评论说:“我很高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我已经获得两次最高荣誉之一,另一次是大不列颠帝国荣誉勋章 。”
在某种意义上,罗素不得不和威廉·福克纳分享人们的注意 。由于1949年授奖延期,福克纳获194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和罗素同时发出 。而且195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五十周年纪念年,瑞典文学院选择了一个从未发表过一首诗或一部文学作品的作家,通过把诺贝尔的信念等同于罗素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表示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纪念 。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却是作为一个数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尽管这有点明显的奇特,但瑞典文学院对罗素和福克纳的选择却获得了好评 。《纽约时报》(1950年11月11日)的社论称福克纳和罗素是奇特的“诺贝尔伙伴”,但罗素是一个理应获奖的“思想真正开明的人”,他的《西方哲学史》是“极富魅力的”著作 。《时代》杂志的评论认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并指出:“他有时敏锐地但又很多地论述了道德、政治、中国、婚姻、原子、布尔什维主义和世界政治 。”
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轻而易举的,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还由于他作为文体家的特殊声望,他把他的非专门化的著作表述成适合于一般有思想、理解力强的读者,而不是为脱离实际的教士们写的 。奥尔德斯·赫克斯利赞扬罗素避免了“风格上的抑制作用”——不是以无法理解的僧侣式的文体来表达他晦涩的思想 。
罗素获奖的消息给他带来很高的声望,使他能在1950年11月继续他的巡回演讲 。继普林斯顿之后,他又去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吸引了大批听众 。朱丽叶·迈德洛克这位精通文学的经纪人被选为向导,带着罗素环绕纽约城旅行 。报道说,“一路上人们里三层外四层地站在街道两旁,希望奇迹发生,使自己能挤进去,或者至少能听到他口叼烟斗说话的声音,或者一睹罗素爵士的风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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