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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开始思考这种方式是否真正有效的问题了。”卡普利说，“这种激励方式似乎对负责人颇为受用，但是，对公司也确实有效吗？这种方式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当然并不灵验。股东和那些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管们陷入了麻烦，不过，他们的麻烦正在以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弥散到经济生活中。”
苛刻的管理者，狭窄的视野
卡普利认为，很多华尔街经理人索性选择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他说，有些经理人确信，只要自己聘到了聪明的人，并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提供优厚的奖金激励，那么，公司管理自会“水到渠成”的。
卡普利曾对在金融领域，尤其是在投资银行领域工作过的MBA毕业生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些领域的经理人表现得尤其无情而且低效。这些经理人很少提供反馈，他们希望员工长时间呆在办公室里，即使员工的工作并没有效能，而且还会破坏员工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长时间的工作掩盖了在管理上缺乏纪律和计划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用奖金摆平，很多很多问题都这么处理，根据个人的绩效表现来处理。”卡普利在最近的《人力资源高管》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为取得个人的目标不惜冒险，哪怕这么做会将其他人或者整个公司置于危险境地，人们似乎广为接受这种做派。掩盖失败成了行为标准。”
【安立信门禁卡可以用NFC吗】沃顿的法学与商业伦理学教授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谈到，高层管理者往往狭隘地专注于有关自己公司的问题，而对那些在本行业中发生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而那些问题与整个金融服务业和银行业更为广泛的问题的联系极为紧密。这些行业的所有人，都应该更好地适应正在慢慢迫近的危机和道德问题。”他说。
尽管复杂的证券化过程让人们很难确定资产的真正价值，不过，从行业外来看，人们或许很容易看出，住房价格已经过度膨胀了。“警钟早就该敲响了。”唐纳森说，“但是，在很多大型机构中，问题一直在慢慢积累，企业内部的人也都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没想到最终会发生突变。”他指出，让经纪公司为自己承销的证券提供研究报告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是迟早会出问题的早期警示。
唐纳森谈到，很多公司一直在低估纵容“公司水门事件”丑闻对公司声誉的恶劣影响而使自己遭受的损失。“每年，公司因为声誉受损而遭受的损失，都比因为违规遭受的罚款和在诉讼问题上遭受的损失更多——尽管近年来有些公司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威胁。”
他预测说：“你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下一个重大道德灾难降临到头上的公司，一定也是大部分董事和高管层所没有重视这些问题的公司。”“这也是保持更高的警惕，并设定有关的程序——尤其是在高管层——允许让人们谈论那些很难谈论的事情的理由所在。”
领导力面临的挑战
卡普利认为，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当公司走向非法的方向或者缺乏责任感的方向时，往往需要董事会为公司的方向进行修正。但是，他谈到，这种情形很少出现，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董事会成员是“老兵”时——执行官的薪酬与股价挂钩政策实施之前的“老兵”——才会出现这种情形。他们更倾向于确认并指出“现在正在发生的特有问题” 。但是，他对新一代商业领导者——在过去10年内走进职场，而且更喜欢团队作战的领导者——也充满希望。他们不会只是因为竞争对手在这么做，就让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将整个企业推向风险更大的境地。卡普利将这种思维方式归功于教育体系因应企业的要求所发生的变革，企业要求更多的人能以团队的形式共同攻克复杂问题。“现在，人们谈论基于团队的系统、成果和奖励挂钩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是一个群体而不是某个人承担责任——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安然公司（Enron）的倒塌和其他企业的丑闻爆出之后，会计行业也开始采取了某些遏止道德问题的行动。很多机构为员工建立了匿名热线，以便他们反映这类问题。不过，唐纳森还谈到，有些确实会造成公司失败的问题实在是太明显了，根本无需借助秘密热线。比如，整个会计行业都曾经以掩盖收入的逃税方式获得好处。“这类事情，就是高管层召集管理会议时，虽然觉得如芒在背却并不想谈论的事情。”他说，“通常，已经有很多的钱被塞进了腰包。”
唐纳森曾帮助某些公司开发了这样的系统：指定一位受人信赖的资深总经理担任员工的“传声筒”，这些员工并不想以公开的活动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承担冒险，不过他们对广义的非道德行为表示关切。很多机构都有“调查员”，但是，他们在公司中的级别往往较低。唐纳森建议，为了评估以及防范公司声誉遭到损害的潜在风险，公司应该指定一位资深经理，能够进行这样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