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外戚辅政、擅政，秦汉联姻是稳固了政权，还是加速了皇室灭亡？(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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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戚擅政是削夺相权，加强专制统治的最终结果
官僚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支柱，官僚制度的中心是宰相制度。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权力分割上常与官僚制度存在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焦点是君权和相权之间的互相消长。丞相权力分割的过程是汉武帝探寻加强统治有效形式的过程。
大司马大将军的设立以及中外朝的形成等巨大变革，都客观地为外戚擅政提供了优厚的条件，最终也与武帝苦心孤诣地加强皇权统治的愿望相违背。武帝以后外戚逐步登上专宠独断的政治地位。
完成这一变化，主要由下述政治条件所决定：首先，权力由外向内转移。朝官分为中朝与外朝。外朝是指以丞相为首的官僚体系。中朝是以大司马大将军为首的官僚体系。
中朝官吏出入禁中，接近皇帝，对皇帝制定政策能发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深得皇帝信任，同时，权力不任丞相，亲近官员日见信用，权力开始由丞相手中分离。武帝以后不断充任亲近重臣使外戚拥有了垄断政治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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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权力由疏到亲转移。家天下的时代，封建君主专制愈是加强，皇帝对公卿和丞相愈是猜忌，权力由外向内转移也预示着权力由疏及亲的更替。外戚是皇帝最为亲密的亲戚，皇帝不断重用外戚，就是借重外戚许多值得信赖的特点。再次，大司马大将军作为中朝之首，皇帝往往以最为可靠的亲戚充任，同时，鲁钝幼弱的皇帝可借以寄托权力。
外戚擅政在东汉就是豪族势力分享政治的转化形式。这一点也可从外戚本身的强大势力中得到说明。例如：外戚邓氏出自东汉开国元勋邓禹，邓禹以戎马事光武，天下初定封禹为高密侯，食四县。邓禹第六子邓训建功边陲，颇著名望。由此可见，外戚以莫与伦比的强大势力擅政，正与以豪强世族为基础的东汉社会相合拍。
外戚擅政的经济原因
政治权力无非是经济特权的反映。在整个封建时代，尤其是秦汉时期“无论是王公，是胥吏，是巨族，是豪商，乃至是大僧道，他们归根结底，毕竟是与这种社会最休戚相关的人，让他们这些人分途占有大量的土地，形成各种各色的庄园，把地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条件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那就无疑为这种社会的整个统治，平添了一些安固的巨大力量。 ”
外戚除了沐浴皇恩外，又大行兼并，极力增强自己的经济特权。外戚尤其是东汉外戚是豪族势力的代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无须戒除兼并土地的习性。
世家豪族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外戚广占田宅是外戚之所以进身为权贵的经济依托，东汉时外戚占有田宅的多少，已成为测试他们权力消长的敏感标志，对外戚田宅的限制，从而达到对外戚权力的削弱，已经成为釜底抽薪的得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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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联姻与外戚擅政的联系
先秦时期的政治联姻，与外戚擅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但也为汉朝外戚擅政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汉朝时期外戚当政，使最高统治者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外戚尽管在政治利益上代表豪族，而在宗法上他们作为皇家的外戚，因而外戚在很大程度上附会了皇帝的统治利益，能够更忠实地代表皇帝占据一定的经济实力。
综上可知，外戚擅政实质上是宗法关系遮掩下的皇家加强贵族阵营的历程。在“同姓不婚”的规制下，不能不与地位、家世、财产等方面都能够和他们周旋的异姓强宗、巨族、名门来同他们这些皇亲结成国戚。
而且与他们结成了婚姻关系后，即使不是什么强宗、巨族，也很快会列在大贵族的阵营。西汉末期及东汉时期，豪强势力澎湃，皇家急需利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把一些异姓强宗拉进国戚的统属内，强化皇室的阵营，身为国戚的异姓强宗，又不断把其他豪族同化为皇室的势力，形成有利于专制统治的贵族集团。外戚擅政的宗法因素折射着外戚擅政的政治、经济根源。
参考文献
1、《汉代外戚专权研究》
2、《先秦政治联姻与外戚擅政的形成》
3、《宋代外戚的政治参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