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陪诊员:不仅仅替人跑腿那么简单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有1.9亿老人患有慢性病,其中很多人需要经常上医院看病、换药、做手术。同时,有调查显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有超过7成老人选择独自就医。然而,随着医院规模不断扩张、医疗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加上老年人对网上挂号、手机支付不熟悉等,“看病难”问题进一步凸显,因此催生了一种新职业——陪诊员。他们陪病人走进医院,直击了真实的社会痛点,也看见了瞬间流露的脆弱和孤独。(本报采访人员王宇)
就医痛点催热陪诊行业
医院|陪诊员:不仅仅替人跑腿那么简单】头戴棒球帽,口罩遮脸,身背一个鼓囊囊的背包,在迷宫一样的医院里快速穿行,这是山东济南陪诊员郑刚的日常,“成为陪诊员后,我在医院的时间比在家还多”。
今年4月,郑刚决定成为一名职业陪诊员。此前,他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周围开了一家住院用品销售店,经常给病人送日用品到病房。2020年,郑刚因为脑部长了颗良性肿瘤而入院治疗。那是他在医院呆得最久的一次,前后一共45天。也正是这次住院,让他切身体会到了“看病难”的问题。今年,郑刚在济南成立了一家陪诊公司,对外提供挂号、排队、陪同做检查、帮助停车等服务,收费为58元/小时。半年下来,团队已发展到20人。
“陪诊不仅仅是替人跑腿那么简单。”郑刚说,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陪同患者进入相关科室,帮患者和医生沟通,记录医嘱;就诊后,根据药单再次向患者叮嘱医嘱,提示复查复诊的时间,以及后期的注意事项。有时候,碰上外地病人连夜赶来,郑刚还会提前帮忙准备住院所需用品,“在看病期间,我们就是他的家人”。
付小玲是陪诊平台“优享陪诊”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老年人“看病难”的问题,付小玲之前有所了解,但直到她陪老人走进医院,她才近距离感受到他们身上的无助,“医院的楼越盖越大,科室分得越来越细,即使是年轻人,第一次去也可能晕头转向。对人流量的恐慌,对智能设备和操作系统的陌生,对各个科室和检查项目的未知,让很多老人一踏进医院,就陷入深深的恐惧当中”。在排队陪诊过程中,付小玲对于身边随时崩溃的老年患者,早已见怪不怪,“明明只要插入诊疗卡点击取号,有的老人操作好几分钟,都没能取出号来。还有个阿姨,因为不会使用自助挂号机,站在机器前急得嚎啕大哭”。这些瞬间让付小玲感到心疼,每次她都会上前帮一把。
背后是两代人的心酸
陪诊员们接触的客户中,绝大多数是老年人,但是,下单的几乎都是年轻人。大部分老人对花钱购买陪诊服务是不太认同的,服务这类老人时,陪诊员通常会提前和家属对好口径,自称是家属的朋友。
付小玲统计过,超过90%的预约单中,下单者在就诊人的关系一栏选的是父母。每次陪人就诊,付小玲都会背一个袋子,装上饼干、零食和水。排队时,老人都习惯找她聊天。他们会习惯帮孩子找好理由:“孩子在外不容易”“孩子在大公司上班,请不到假没办法”……付小玲安静地倾听着,时不时给老人递水和零食,还会适时安慰几句,“您不容易,孩子有出息”。
“年轻人生存压力大,但是从老人角度来说,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其实也挺心酸的。”付小玲也是打工人,这种两难似乎也是没办法,她只能转移话题,或者安慰老人积极就诊。
在浙江杭州做陪诊员的程钰涵发现,很多中老年患者虽和家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没有人能抽出陪同就诊的时间。即便这样,在程钰涵的印象中,对于子女没法陪护的情况,老人的态度通常都是谅解的,“他们会说,只想快点把病治好,给孩子减轻负担”。程钰涵还发现,虽然老人总是侃侃而谈,但却习惯将伤口包裹得严丝合缝。可是,孤独和脆弱总会在某一瞬间流露出来。程钰涵陪诊过一位独居的叶女士。从多次陪伴中,程钰涵了解到,叶女士的儿子定居美国,丈夫也跟随儿子迁居美国,叶女士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暂留杭州。“一个人留在这,什么困难都不怕,就怕生病。生病肯定不是好事,但现在来医院复诊,我其实是开心的。有人一起聊聊天,比一个人闷在家里好。”说着说着,叶女士的眼泪便止不住了。
程钰涵还对一对金华夫妇印象深刻,他们皮肤黝黑,双手布满皲裂,身上背着千里迢迢从家乡带来的一盒土鸡蛋,硬要送给看诊医生。当时,大妈在当地已被确诊为硬皮症,当地医生说她只能再活3年。程钰涵将夫妻俩带到了杭州市中医院皮肤科。医生看了病情后说:“我不确定你这个是不是硬皮症。如果真的是,我保证你活30年都没问题。”程钰涵清晰地看见,眼泪立刻就滑过了夫妻俩的脸颊,他们连声说着感谢。
体会在希望与绝望间挣扎
如果说医生见惯了生死,看透了人性,那么陪诊员也一样。去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看病,对很多人来说,本就是走投无路下的选择。这其中,很多人已身患重病甚至癌症。对陪诊员而言,他们不太愿意接到这种单。因为,生离死别随时可能会推到他们的面前。
郑刚还记得,自己曾陪诊过一位从临沂来的老人。老人因为心脏瓣膜夹层受损需要换瓣膜,来医院的时候疼得厉害,直接被送进ICU。后来,几个子女陆陆续续来了,陪着老人做完手术,子女们都很高兴。可就在手术后不久,老人还是因为肺部炎症导致器官衰竭而不幸离开了。“一家人刚燃起的希望立马就破灭了,那种心情得有多难受啊。”郑刚只能在一旁默默地安慰老人的子女。
在上海当职业陪诊员的秦思岚(化名)曾陪诊过一位身患癌症两年多的女士,因为子女没时间来,只有老伴陪在身边。秦思岚当过护士,拿到化验单时,她一眼就看出,老人的时间不多了。“后来我陪他们进诊室,医生就说:‘癌细胞复发,情况很紧急。’我看阿姨的老伴整个人瞬间脸色苍白,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这时,阿姨却反过来安慰老伴:‘没什么大问题啊,都到了这年纪。’她还特地交代老伴:‘等下回去不要跟儿子说病情这么重,就说是普通的炎症。’听到这话,我心里特别难受。”秦思岚说,自己的父亲也是因为身患癌症而离开的,“那时我刚换工作,做陪诊还不到几个月。我每天陪别人看病,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得了重病”。
“需求会越来越多”
天天往医院跑,郑刚发现:就诊的人越来越多,医院永远拥挤。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77.4亿,一位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5.5次。
不管怎么说,疾病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课题,而陪诊背后透露的是两代人的心酸无奈,以及双向的体谅。这或许将是老龄化社会中一种低频而又刚需的选项。虽然“陪诊”近来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其实它并非新兴事物。事实上,早在2015年前后,北京、西安、重庆等地就涌现出一批陪诊企业。但不到两年,一些陪诊企业便相继退场、销声匿迹。根据企查查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全国160多家陪诊类相关企业已被注销或吊销,仍存续的有200多家,大多分布在西安、北京等城市。
作为新入场的创业者,郑刚认为,“陪诊需求会越来越多”。在他的公司,目前订单不断。随着社会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程钰涵也相信,不仅是陪诊员,护工、助浴师等这类和老龄健康服务相关的职业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付小玲也显得很乐观。不久前,付小玲陪诊过一位50多岁的女患者,对方从贵州赶来长沙看病。付小玲陪着她辗转几个科室忙碌了一上午,回到诊室看检查结果时,医生指着付小玲问患者:“这是你的谁啊?”让付小玲意外的是,对方很自然地拉过她的手说:“这是我女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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