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是中华文明么(石峁遗址与三星堆)

二里头考古60余年,已经在某些人眼中形成了华夏文明起源问题的谜之自信,那就是华夏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 。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又有了所谓的多元一体论,但概括得太含糊,意思就是模糊狭义中原之外的文化文明创造及贡献,不过是把中原中心变换成更加隐讳的说法而已 。
但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发展并不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考古发掘的实证和文化现象摆在那里,并非你蒙着眼睛就看不见就不存在 。人民群众既爱学习,也有眼光,当今社会,早已过了轻易就被忽悠的年代 。
下面,我们引考古学者书中的一截文字,再来作一下分析讨论 。
“二里头遗址年代最早的发现是三个小型的仰韶文化晚期(约3500BC~3000 BC)聚落,还有一个小型的龙山文化早期(约3000BC~2600BC)聚落 。在龙山聚落废弃和二里头文化移民进入之间有个约五六百年的时间间隔 。之后二里头迅速发展成本地区最大的城市中心 。考古发现显示二里头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是一般的小型半地穴式房子和有少许随葬品的墓葬,另一方面是权贵阶层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和随葬丰富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子安贝、象牙和白陶的墓葬,两者形成了强烈对比 。另外,二里头的陶器上发现40多个符号,其中某些在形式上与后来的甲骨文相似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是传说中夏的文字 (曹定云2004),有些学者却不认为他们能够代表一个文字系统(图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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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_刘莉、陈星灿-图8.4
对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目前仍在讨论 。2000年以前检测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十个样品的“C数据显示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但最近从新砦和二里头获得的有机样品的“C加速器质谱测年数据却显示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张雪莲等2007) 。另外,从二里头遗址南15公里的灰嘴遗址出土的炭化种子中获取的一系列“C加速器质谱测年数据支持前一个年代范围(Lee et al.2007) 。因此从新砦和二里头得出的加速器质谱的测年数据可能并没有涵盖整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需要对更多遗址出土的样品进行测年 。所以,本书仍使用公元前1900~前1500年作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 。
根据陶器类型学研究,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个时期,但每个时期的确切年代很难确定 。就像本章稍后讨论的那样,我们对于二里头城市中心发展过程的理解是建立在40多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基础之上的(杜金鹏,许宏2005,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9b,2003b)(图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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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_刘莉、陈星灿-图8.5
二里头一期(公元前1735年~公元前1705年-引者加):此期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伊洛地区最大的中心 。如此快速的人口集中只能用周边地区人口向二里头迁移来解释 。这一时期出土了许多权贵阶层使用的器物,例如白陶、象牙和绿松石器以及青铜工具;聚落布局并不清楚,因为这一时期的堆积被后来的堆积严重破坏了(Liu,LandXu2007) 。
几种手工业产品在该遗址生产,如小型青铜器、陶器和骨器 。从发现的炉渣可以看出青铜铸造可能仅局限于小型器物,因为只发现了刀 。工具包括各种不同的农业和渔猎工具(Liu,Li2006) 。二里头首先作为一个具有许多手工业作坊的大型聚落发展起来,这些手工业作坊既生产权贵用品也生产人们的日常用品,而二里头的人口可能既从事手工业生产,也从事农业劳动 。这一特点见于二里头遗址存在的大部分时期 。
二里头二期(公元前1705年~公元前1635年-引者加):此期是二里头的鼎盛时期,初级城市中心已经形成 。
遗址的面积在这一时期最大,达到300万平方米 。在遗址的东南部发现一组夯土建筑群,这个建筑群被四条相互交叉的宽约20米的道路分隔开来 。这些建筑和后来商时期的宫殿相似,面积很大,布局复杂 。在宫殿建筑群外的东北和西南部发现了中型的夯土基址和墓葬 。在这个建筑群中,有两个紧挨着的夯土基址、一个木结构的排水系统,宫殿南部还有一大片夯土 。两组有着丰富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在宫殿的院落发现 。一座墓(M3)出土一具30~35岁成年男性的骨架,随葬器物有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和子安贝 。一个由大约2000块绿松石和玉料制成的龙形器置于骨架的上部,表明墓主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图8.4.8) (Liu,Li2006;Liu,L.andXu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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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_刘莉、陈星灿-图8.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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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版
陶器和骨器继续在此生产 。青铜器作坊位于遗址的东南部,宫殿群南边道路以南约300米处,由夯土墙圈包围 。其他手工业作坊,如绿松石作坊,也位于夯土墙圈内 。在靠近青铜器作坊的地方发现了房址,以及小孩和成人的墓葬,表明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属集中居住在这个地区 。手工业生产区,主要是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区分布在宫殿区附近,因此这些生产活动很可能是由国家控制的附属手工业者进行——凯西·科斯汀(CathyL.Costin)把附属手工业者定义为,从事高等级物品的生产,这些高等级物品主要供给其赞助者,尤其是国家这种复杂社会中的权贵或统治机构使用(Costin2001) 。这样的话,附属手工业可能在二里头二期就已经出现了 。这些手工业者主要从事青铜器和珍贵石制品的生产(Liu,Li2006;Liu , L and Xu 2007 ) .
在所有工具中,农具占了很大比例(42%) 。这说明可能存在大量的农业活动,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Liu,Li2006) 。
二里头三期(公元前1635年~公元前1565年-引者加):二里头作为城市中心继续发展,厚厚的文化堆积和剧增的灰坑、房址、墓葬和陶窑的数量表明,人口密度和手工业生产均迅猛发展(Liu,Li 2006) 。
就城市中心而言,有几项显著的新进展 。第一,宫殿群(10.8万平方米)周围建有大约厚2米的夯土墙,形成宫城 。第二,二期宫殿被废弃,六个新建筑被修建,建筑模式更加规范化 。第三,与增长的宫殿建筑数量相比,宫城内的生活设施如水井和宫藏坑,数量锐减 。这些变化说明宫殿区成为特殊区域,专供一小部分上层人物居住并从事某些特殊活动 。第四,在围墙环绕的手工业作坊区内,北部有一个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区域,散布着很多绿松石废料,明显是用来生产绿松石器的 。这与该时期权贵阶层墓葬中镶嵌绿松石的若干青铜牌饰相呼应 。另外,青铜器作坊开始生产礼仪用器,主要是作为酒器的爵和斝(图8.4,3、4),这些青铜礼器主要发现于二里头的贵族居住区和墓葬(Liu,L.andXu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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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_刘莉、陈星灿-图8.4-3.4
和前两个时期的发现相比,本期农具的比例相对于手工业产品有所下降 。这变化表明,随着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二里头人口的食物来源也越来越依赖于贡赋和交换 。二里头三期时,箭嵌的数量(377枚)也明显增加,大约是二期(35枚)的10倍(Liu,Li2006) 。这可能是二里头为获取重要资源,尤其是金属和盐,在地域上不断向外扩张时对武器需求增加的缘故(Liu,L.and Chen 2003: 57-84) 。
城市中心宫殿区周围青铜器作坊的集中分布,表明在生产高等级物品方面国家垄断的增强 。相比而言,骨器和陶器作坊在遗址的分布更加分散,表明独立手工业也在同时发展(Liu,Li2006) 。
二里头四期(公元前1565年~公元前1530年-引者加)和二里岗下层: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不仅集中在中心区域,遗址外围也有分布 。聚落面积仍和前一时期相同(300万平方米) 。修建于二里头三期的宫殿建筑和四条相互交叉的道路仍在使用 。另外,此期至少修建了三个新建筑 。所有的手工业作坊也在这一时期继续使用 。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容器和之前相比,数量增多,类型增加,质量提高(Liu,L.andXu2007) 。除了那些用于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工具(如针和锥)外,工具的数量都在增加 。箭簇数量的增加尤其明显,可能表明区域军事冲突的发生(Liu,Li2006) 。显然,二里头依然保持了当时伊洛地区最大城市中心的地位 。
在四期晚段,二里头东北6公里的偃师出现了另一个大型聚落,考古学家们称之为“偃师商城” 。偃师商城开始只有一个小面积的宫殿建筑群,之后才发展成一个大型有防御工事的城(200万平方米) 。发现的遗物具有二里岗类型(早商)的特征 。偃师商城的兴起和二里头最后一个时期在年代上明显有重叠,这个情况引发了学者们对这两个遗址关系的激烈争论 。近年来学术界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偃师在二里头文化腹心地区的出现反映了商征服夏的历史(杜金鹏,王学荣 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b) 。
在二里头,很少有二里岗下层早期遗存发现 。因为二里头四期(约1560 BC~1520BC)和二里岗下层(约1600BC~1415BC)(张雪莲等2007)在年代上有部分重叠,二里头居民可能继续生产和使用二里头四期类型的陶器,然而在附近的偃师商城却生产二里岗类型的陶器 。假如情况果真如此,陶器生产和社会政治组织之间就有很大关系 。我们需要对陶器的来源做更多分析,才能理解这两个遗址陶器的生产和分布 。
二里岗上层: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尤其是青铜器的生产,在二里头四期之后完全停止 。在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岗上层(约1450BC~1300BC)有关的文化遗存有小型房址、灰坑和墓葬 。它们集中分布在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宫城范围内 。此时,二里头似乎已从城市中心变成了一个普通村落 。
二里头的衰落不仅和偃师商城的兴起在时间上重合,而且也与在其东约85公里的郑州出现的另一个更大的城址相呼应 。青铜工具、武器和礼仪用具的生产是郑州商城的主要特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 。郑州商城的金属制造技术和青铜器类型显示出它和二里头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反映出这两个中心密切相关 。考虑到包括手工业者在内的二里头城市人口可能向郑州商城迁移,因此二里头的没落也许是一个人口迁徙的战略决策” 。
从以上考古学家的文章内容,我们可以分析判断出以下结论 。
一、二里头文化不是来自河南龙山文化 。因为狭义中原(指河南)的龙山文化,根本没有形成系列的龙山玉礼器文化现象,也没有能确凿证明青铜技术发展的考古遗址 。
二、二里头是文化移民创建 。虽然有一些“河南土著”在一、二期进入了这个范围生活,比如王湾三期、王城岗、新砦等,却都不具备二里头出现的高端文化现象 。但非常明显的表现是在第二期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移民现象 。也就是说,二里头所具有的龙山文化时期以来的玉礼器文化和青铜技术,并不是本土产生,而是移民带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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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论二里头文化的断裂现象
三、二里头的高端陶器出现在二期偏晚时期 。在它之前,包括它的上游伊川及下游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二里头刚刚出现的高端陶器 。这从时间上证明,二里头不是文化文明的传播体,而是一个接受者 。在下面的陶盉比较中,邹衡教授认为二里头二期的陶盉出现在了三星堆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呢,是因为从类型学上分析,陶盉经历了一个从细长向粗矮发展的过程 。但是他又感到非常疑惑,为什么二里头二期的陶盉会出现在三星堆呢?(请注意,邹衡发言中谈到的年代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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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衡1986年论三星堆与二里头的关系问题
我们从以下的图也可以看出这一现象 。当二里头出现大量移民的时候,恰好是出现细长型陶盉的开端,而这种陶盉早就出现在三星堆了 。当二里头到了晚期,陶盉向粗矮型发展更加明显,且影响到郑州商城也是粗矮型的陶盉,并且出现了粗矮型的青铜盉 。从文化传播的观点来理解,如果是二里头传播影响到三星堆,应该也是其晚期的粗矮型陶盉传到三星堆了,可考古实证反映的却是,三星堆也是从细长型陶盉向粗矮型陶盉发展 。那么,到底是大量文化移民出现在二里头时的陶盉影响到三星堆呢?还是三星堆社会族群为主导向二里头文化移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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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早期陶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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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是中华文明么(石峁遗址与三星堆)】三星堆文化范围出土陶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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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伊川县南寨遗址出土陶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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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早期陶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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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晚期陶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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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三四期陶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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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陶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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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铜盉
四、二里头二期出现了人口大爆炸 。这不是河洛小盆地0.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出产所能支撑的人口快速发展,再一次证实出现大量人口是文化移民现象 。更加明显的是,二里头的核心区域,考古浮选发现了大量的水稻,且在二里头洼地似有种植水稻的历史,这只能证明,二里头的文化移民,是以稻作农耕文明的社会族群为主导 。那么我们可以分析判断,二里头的玉礼器文化和青铜技术,更可能来自于稻作农耕文明群体 。在三星堆遗址周边,发现了至少4500年前的新都桂园桥已经有稻作种植,宝墩遗址考古也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和水稻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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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出现了大量水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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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墩遗址2020年发掘疑似水稻田层面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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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墩遗址发现的水稻种子
五、二里头真正表现出王权政治,差不多已经是第三期 。结合考古发掘报告和许宏的考古文章分析,这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稻作农耕文明社会族群的统治阶级进入了二里头;二是二里头的王权社会形成其实偏晚,大约已经在3600年前左右 。代表王权的牙璋,出现在二里头三期或四期,这反映出有母体的政治王权人物来到了二里头 。近一百年后二里头文化就衰落并终止了,这个时间,根本不可能形成所谓的广域王权,也不可能产生大范围的文化辐射 。说三星堆受二里头影响,就是一个笑话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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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分期断代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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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可确切分期的铜、玉礼器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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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里头遗址的若干铜、玉礼器年代的讨论
六、二里头文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主要表现在从偃师商城到郑州商城,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化相似性甚至一致性 。也就是说,在狭义中原,二里头文化得到了传承 。既然在有的考古专家眼里,二里头是晚夏的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却与其具有那么强烈的文化同一性,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或者我们再追问一句,夏朝早中期的都城在哪里?然后我们再追问一句,二里头文化是不是继承自夏朝的早中期文化呢?
以上种种现象,反映出二里头不可能文化和技术传播影响三星堆,因为三星堆有二里头二期出现的陶盉陶豆等高端陶器,这一时期正是大量文化移民进入二里头的时期;还有比二里头更原始形态的青铜牌饰,其形态接近约四千年前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出现的铜牌饰;还有二里头考古浮选发现了大量的水稻,这证明农耕文明社会族群进入了二里头,而现在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4500年以前,就已经是广泛的稻作农耕文化了 。以上例举的种种考古实证和考古文化现象,都证明二里头文化不可能传播影响三星堆 。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向看文化文明的传播和影响,一切已经水落石出,所有的考古疑问迎刃而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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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天山北路青铜牌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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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高骈青铜牌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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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真武仓包包青铜牌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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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真武仓包包青铜牌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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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出土青铜牌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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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出土青铜牌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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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出土青铜牌饰3
非常明显,不需要考古知识,仅从逻辑上分析判断,最大可能是三星堆文化和技术传播影响二里头,几乎没有可能二里头文化传播影响三星堆 。
以上内容,均来自考古实证和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分析 。
聪明的你,明白了么?(同时也请记住,不拿考古实证和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进行广泛比较分析和逻辑推理,而夸夸其谈的文章,就是耍“牛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