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琴是怎么被国外发现的？ 20世纪之初

20世纪之初，古琴时时见于西方作家、学者的笔端，向西方人士系统介绍中国传统乐器的中国籍学者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20世纪初的作家、学者记述
1900年9月底到11月初，法国著名作家皮埃尔·绿蒂(PierreLoti ， 1850-1923)以海军上校的身份随军入侵北京。他的北京日记《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DerniersjoursdePekin)中，记载了10月23日这一天在皇帝的“祖庙”(当即太庙）见到的许多乐器，比如“能发出低沉的乐音的细长的齐特拉琴水平放置在闭着眼睛的两头金兽上” 。太庙里的乐器多用于庆典礼仪与祭祀，能纳入考察范围的乐器并不多，属于西方“齐特拉琴”类型的则更少。古琴形制狭长，音色不够华丽，散音最易给人以低沉的印象。因此，这里所谓的“能发出低沉的乐音的细长的齐特拉琴” ，极有可能就是祭祀用的琴。

文章图片
《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1912年，曾任驻北京法国公使馆书记官的莫理斯·库朗(MauriceCourant ， 1865-1935)在巴黎出版了《中国雅乐历史研究》，书中用四章的篇幅介绍中国乐器，并配有包括琴在内的大量中国乐器的图片，但这些图片多采自中国的《皇朝礼乐图式》、《宣和博古图录》和《乐律全书》。 30年代初，音乐学家王光祈在德国柏林撰写《中国音乐史》，因资料匮乏，第六章介绍中国乐器，反过来取用这些图片。这是音乐交流中惠人惠己的例子。《中国雅乐历史研究》不仅系统地叙述了各种中国乐器的形制、音色和性能，还举例说明了它们的演奏技法，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对两种最重要的弦鸣乐器“琴”和“琵琶” ，书中还援引了《洞天春晓》、《释谈章》、《风雷引》、《猗兰》、《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等大量古曲的译谱，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文章图片
音乐家萧友梅
这里还不能忘记音乐家萧友梅(1884-1940)的贡献。 1916年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提交博士论文《中国古代乐器考》，第一部分第一编第二章的“若干谱例的说明与翻译”一节介绍了古琴的记谱法与最基本的指法；第二部分第三编第一章的“齐特尔型弦乐器”一节则介绍了古琴的形制、构造、琴弦、定弦法(附表格五），乃至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三、五、七弦琴的情况，并据《大清会典图》配上了古琴的图样。与在中国的西方人撰写的中国音乐论著不同，这可能是在西方的中国人首次以西文写就的介绍古琴的文字。
西方视野中的古琴图像资料
推动古琴西徂的主体，无疑是专业的音乐学者和热心的爱好者，成效如何，却大可在音乐之外摸索出些许消息。前文曾谈及，古琴最早在西方大多数人心目中或许只是个可有可无的文化符号。事实上，在作为音乐本体向西方流传的过程中，古琴的符号意义不仅从未间断，更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以新的形式体现出新的价值。
现在可以从三件晚清时在华的外国人的摄影作品中，看到古琴适时地留下了它的影子。其中一件是一枚题为“中国式娱乐”的明信片，画面上八位中国男子（含一个小男孩）对着镜头摆出弹琴下棋作画等等架势；（图1）另一件则是一帧古装仕女照，仕女所倚的案头之上摆着宝剑、古书、香炉与古琴（图2）；第三件则是一帧摄于1904年的伶人照片，其中一人作抚琴状。 (图3）这三帧照片并没有太多音乐图像学上的价值。那位古装仕女案头的古琴徽位一侧靠人，自然于理不合；

文章图片
图1

文章图片
图2
而常见于今日影视作品中抚琴时左右反置的场景，竟早在百年前的伶人照片上已经出现。但今天的古琴热衷者可能更反感于它的内容全都充满了“表演”的色彩，画面上呈现出极其虚假与夸张的意味，导演者针对的，显然就是对中国充满好奇心的西方人士。

文章图片
图3
这一切不由得让人想起张爱玲的一句话：“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此处则更进一步，是来看中国的洋人，把他看到的中国影射在明信片上，老远地给亲友捎去，让他们也一起来看。倒是在一张差不多同时期的戏曲题材的手绘明信片上，童子抱琴，琴囊半启，（图4）其形未必传真，其情大可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