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以后当官的为何都不愿在京城，反而要到地方去任职？从秦汉一直到明代

从秦汉一直到明代，京官和地方官的差别都很大，在品级、俸禄同等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在京城当官。更有甚者，比如明代为官者宁可在京城当个七品的小官，也不愿到地方当知府。这就形成了一种京官贵地方官贱的一种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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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代来说，就有“郡士多慕省阁，不乐外任。其折冲果敢有才者，先入为中郎郎将，次补郡守” ，只有那些在政治上失意的官员，才会被外放地方为官。
宋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文官们更愿意在京城任职，只要是到了地方，即便是品级有所提升，也被认为是“贬官” 。当时只要是受到皇帝惩罚或是因为在党争中失利，都会被外放至边远地区为官。
明代更甚，那些新科进士们一门心思只想在京城任职，那些科、道官一类的小京官十分抢手。原因只有一点，因为外放官员升职慢，远离权力核心。而京官升迁几率更多，还有可能入阁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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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代有所不同，从雍正以后开始形成了京官贱地方官贵的情况。这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官员对任职京官、地方官的态度不同
清初时期，官场上还没有形成轻视京官的现象。当时的很多地方官，比如知县、知府如果在考核中获得一等，那么照例就会调动京城任职主事、员外郎一类的，而且也是官员们梦寐以求的。
还有，在地方为官，特别是在哪些边疆地区任官，由于事务繁多，民风彪悍，很难治理，做一任地方官确实不易。而在京城六部，或者是其他衙门任职，则是按部就班，所涉及的事务并不多，参罚之案较少，可以避祸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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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雍正晚年以后，尤其是乾隆朝时，随着养廉银制度的成熟，吏治也相对宽松，文武百官乐于外任的观念也逐渐加强。
养廉银制度是雍正皇帝开创的，旨在提高外任官的经济收入，比原来的俸禄要高十几上百倍。比如一个总督的养廉银在一万多两，就是一个七品的知县，养廉银也有一千多两。而京官却没有养廉银，最多不过拿双俸，这与地方官的经济收入十分悬殊。
到了乾隆中期，由于满洲人口生齿日繁，所以很多旗人被外放地方为官。这些旗人也以外任收入较优，也希望混个知县、知府一类的地方官。
同时，自从养廉银制度实行以后，地方官也不愿意入京任职，特别是在每三年一次的官员考核（称大计），那些获得一等的官员按例要升任京官，当地的总督往往以“人地相需”奏请朝廷留任，这显然是在庇护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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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乾隆南巡途径浙江，他召见了浙江道员罗源浩，一番召对后对他的印象很好。乾隆有意要提拔罗源浩，可这个罗源浩似乎并不领情，表现得十分勉强。于是乾隆让他继续外任道员，乾隆感叹说：“人情喜外任而不乐京职，大抵皆然” 。事实上，很多由地方官调任京城都是碍于朝廷的任命，其态度也很消极。
其二、皇帝看重地方官而轻视京官
【雍正以后当官的为何都不愿在京城，反而要到地方去任职？】京官中只有极少数是高官厚禄，大部分都是远离权力核心的中下级官员。京官的特点是规律性强、事简、责任轻，基本上上班点卯，到时领俸禄的差事。
而地方官灵活性强、事繁、责任重，自雍正以后的皇帝更重视地方官的选任，那些能力差的地方官每每被替调到京城任职，或是将他们调到各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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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准确考核地方官的能力，不让那些庸官们贻误地方政务。乾隆三十五年，朝廷下令规定在大计中获卓异的州县官，必须由皇帝亲自决定升迁去向，以保障才能官员在地方效力。
对于那些不称职的知府和道员，乾隆命地方督抚将其改任京官，这些人员任京官一定年限后才能获得重新外放的资格，乾隆还对这些人严格把关，亲自决定是否能外任。
在很多的清代史料中，我们经常见到某某官员“以四品京堂补用”、“以京员用”、“以部员用”等术语，其实，这就是皇帝对某一个官员不满意，将其调到京城任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