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在新的背景下，结合时的代发展，践行了儒家政治理念和思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少有的致治时期，如果说文景之治的主要成效在于国内稳定、生产恢复的话，贞观之治的气象显然更为恢弘，既有国内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的层面，也有对外胜利的一面。
贞观王朝平突厥、灭薛延陀、阻吐蕃，大唐王朝在恢复生产过程中，不断开疆拓土，将大唐帝国的声威广为传播，为盛唐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能够形成贞观之治，既是李世民励精图治的结果，也是以房玄龄为代表的贞观群臣和衷共济、共襄大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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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是以儒家政治思想为内核，根据时代发展变化，结合实际统治需要，在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基础上，既有实际践行，也有丰富和完善，还有发展超越。也就是说，房玄龄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源于儒家，又超出了儒家，是儒家政治理念在初唐的具体化、实践化和时代化，是对春秋两汉以来儒家政治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一是具体践行了儒家政治理念。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虽然周游列国，但是终究没有担任重要、而显赫的官职。孔子做过的最大官职，就是一个没落诸侯国的司寇，而且时间不长，缺乏真正的政治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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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修身齐家方面践行得非常充分。但在政治理念上，由于个人经历和时代原因，很多政治思想并没有得到践行。房玄龄则将儒家很多重要的思想，运用在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上。修身方面，房玄龄与孔子一样，颇具温良恭俭让的特点。交接群臣，从来都和颜悦色，面对李世民，经常表现得谨小慎微，甚至因为责备而惊惶失措、无地自容。
不仅如此，房玄龄还亲身践行了儒家提出的政治思想。比如，贞观年间，房玄龄在土地分配上，坚决执行唐初确定的均田制。唐初授田的原则是贫民先授田、富民后授田，课役者先授田、不课役者后授田，多丁之户先授田、少丁之户后授田的原则。将儒家政治蓝图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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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从恪守本职来看，孔子曾经主张在其职要谋其政，房玄龄为相二十多年，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国家操劳，与诸葛亮一样，为了王朝的安危兴盛，可谓竭忠尽智、鞠躬尽瘁，忠实践行了儒家的理念主张。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贤士大夫奔走诸侯之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得志，被诸侯重用，进可以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如果不得志，为诸侯所弃，退可以保全性命、颐养天年。但是在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利出一孔，封建皇帝掌握生杀大权，进也只是皇帝的政治工具，退则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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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世民算是开明皇帝，但是房玄龄要想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也必须对李世民唯命是从，没有去留的自由。但是房玄龄在施展空间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将儒家政治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完善。
比如，房玄龄提出了对少数民族的三不征伐主张，即不违臣节不征伐，不侵扰百姓不征伐，久长不为中国患不征伐，比孔子提出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主张即切合实际，也更加深谋远虑。成为后代君主处理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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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就列出15个不征之国名单，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房玄龄的影响。比如，儒家思想主张仁义道德，强调道德感召作用。房玄龄没有将道德感召泛华，而是将其运用于澄清吏治、移风易俗。
比如，房玄龄陪同唐太宗祭奠了东汉名臣、关西孔子杨震之墓，认为杨震虽死，但能得到后代明主的祭奠，可谓虽死犹生，这实际上是通过树立道德和吏治典型，强化道德感化手段在整肃吏治方面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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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的政治实践中，具有兵家思想的痕迹。除了兵家思想，房玄龄政治实践中体现很多的是法家思想。他亲自参与了初唐时期法律的制定和修订，既注重以德治国，也兼用法家治国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