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八百里加急”，到底是有多急？历史上唯一一次使用“八百里

历史上唯一一次使用“八百里加急”是同治皇帝趁慈禧生病给山东巡抚丁宝桢下了一道“八百里加急” ，诛杀了安德海。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人们长途赶路，要么坐车（马车、驴车），要么骑马，要么乘船，要么走路。无论哪一种方式，速度都很慢。富贵人家，当然可以选择骑马，但是骑马对身体的消耗很大，富家子弟吃不了这个苦，所以他们更愿意坐马车。然而，马车很慢，比走路快不到哪儿去。寻常人家，更多的是选择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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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们长途赶路的速度有多快呢？我们举两个古代书生进京赶考的例子。
道光十七年12月初，左宗棠从湖南出发，第三次进京参加第二年春天的会试。这一次他雇了一个书童，在汉口遇到了同样是去参加会试的欧阳兆熊，俩人便一块赶路。道光十八年2月左宗棠和欧阳兆熊到达京城。从湖南到北京，用时不到三个月。
光绪十四年12月20日，丁治棠从四川出发，进京参加第二年春天的会试。他先是坐船到重庆，然后再坐船顺流而下抵达上海，再辗转到天津港，于光绪十五年的二月初七到达北京。从四川到北京，用时一个半月。值得注意的是，丁治棠是坐船去的，大部分路程都是沿长江顺流而下，所以速度比走陆路要快得多。
从长沙到北京直线距离大概1350公里，换算成里，是2700里。但是实际路线肯定要长于2700里，我们按3500里来算。左宗棠用时不到三个月，我们按80天算。那么他赶路的速度大概是每天44里。
而八百里加急，一天要走八百里，其速度是古代人平常赶路的18倍。
天宝十四年，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在范阳起兵。军情十万火急，地方官员马上用“六百里加急”给远在长安的唐玄宗上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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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信的人快马加鞭，一路飞驰，中途换马不换人，吃喝全在马上，终于在第六天赶到了长安城。范阳到长安，两地相距三千里，在“六百里加急”的死命要求下才跑出五百里的平均速度。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用“八百里加急”呢？一是唐朝只有“三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 ，最快只有“六百里加急”；二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根本达不到“八百里加急”的速度。
别说唐朝没有，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也没有“八百里加急” 。根据《梦溪笔谈》记载，宋朝的最快的急递日行四百里，只有打仗的时候才能使用。熙宁年间又增加了金字牌，日行五百里。当年秦桧一天之内给岳飞下了十二道金牌，说的就是这个金字牌。
【古代“八百里加急”，到底是有多急？】在中国古代绝大部分的时间里，赶路的速度最快只能达到六百里。这六百里的速度，是靠一个驿站换一匹马，把马跑死、把人累死换来的。所以，除非十万火急，一般是不会用“六百里加急”的，更不要说“八百里加急”了。
古代之所以能够实现“六百里加急” ，甚至“八百里加急” ，关键就在于驿站的存在。
周朝时，我国就有了烽火台和邮驿，用来传递军事情报。《孟子·公孙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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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是官营的，一般只能用来传递军事情报，能够为过往的送信人员提供食宿、换马服务。
到了清朝，进行赶考的举人也可以使用驿站。举人进京参加会试，可以去找本省的布政使要一笔盘缠，同时领一个火牌。一路上拿着火牌经过沿途的驿站，可以在驿站取马车一驾，然后在马车上插一个“礼部会试”的黄旗，就可以风风光光地进京赶路了。这架马车，名曰“公车” ，代指进京赶考的举子， “公车上书”就是这么来的。
古代的驿站，一般每隔二十里设置一个，驿站的一应开支，均由官府承担，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比如唐朝，全国共有1639个驿站，人员共20000人；清朝共设置驿站1785个，人员两万多。这么多驿站，这么多人，再加上马匹、食宿、草料等费用，着实是一笔巨额开支。驿站的多少、邮驿系统的完善程度，也反映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强弱。
正是因为驿站运营的成本太高，所以驿站只能用来传递加急文书，用作军事用途，私人是严禁使用驿站的。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多么的奢侈，有这样的君主，大唐不亡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