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白起和张仪不同的结局既是必然也有偶然性商鞅、白起、张仪

商鞅、白起、张仪，代表着秦国崛起过程中的三类关键角色：政治大脑、军事爪牙、外交工具。他们的不同结局，既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
商鞅：处在权力核心，往往是最高风险的岗位
商鞅所做的工作，注定了他极难得以善终。
我们都知道，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它让秦国由夷狄之国跻身头号列强，为其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甚至在之后整个封建历史上，商鞅变法的思想精髓都得到延续，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政治性格。
但是，商鞅变法并不是技术类的改革，而是生产关系的重新整合。说的直接点，就是夺取传统贵族手里的特权、利益，用它们作为筹码，用来鼓励、调动秦国上下各阶层替秦王卖命；变法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层面，但说到底就两点：崇君权、促耕战。
围绕这些目标，最重要的手段自然是军功爵级制，即凭军功确定官爵，它的作用，除了鼓励秦人作战外，还废除了建立在血缘关系（而非能力）上的世卿世禄制，瓦解了沿用数百年的贵族政治。

文章图片
商鞅
作为具体落实手段，商鞅全面推行郡县制，将贵族手上的封地划归国有、直接派专业官员治理，这就彻底瓦解了贵族的基层统治权、摧毁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从而达成了强化王权、强干弱枝的目的。至于开阡陌、统一度量衡、什伍连坐制等措施，也都是为了保证上述目的的落地。
权力集中、目标一致，春秋战国常见的贵族集团内耗被遏止，变法下的秦国摇身一变成了一部令人恐惧的“战争机器” ，从此逐渐蚕食六国、最终一统天下。
但上述变法，是以牺牲旧贵族集团的利益为代价的。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在商鞅之前，吴起曾在楚国推行类似的变革，结果被数百名贵族手刃而死。
相比之下，商鞅的变法力度远超吴起，遭到的愤恨自然成倍增加；更何况，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奉行了“刻薄”、“少恩”的铁腕政策，逼迫、杀戮之举司空见惯，据称他让秦国上下“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 。
因此，当唯一的靠山秦孝公死后，商鞅立即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清算。被剥夺特权的贵族需要泄愤，被迫害的百姓需要复仇，新上任的秦惠文王需要稳定人心， “干坏事”的商鞅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文章图片
范雎
可以说，为了替秦王收权，商鞅搭上了自己的命。实际上，其后历任秦国主政大臣大都延续了商鞅的角色，如魏冉、范雎、吕不韦，他们掌权时无不大刀阔斧对秦国政治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结果自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因此，除了与秦昭襄王有亲属关系的魏冉外，其他人都难以善终。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秦国的政治大脑，无疑是个最高风险的角色。
白起：最安全的岗位，也架不住作死的行为
秦国的政治大脑大多来自别国，而领军征战沙场的将领，则大部分出自本国；在任人以才的军功爵制度下，秦国从来缺少大杀四方、战绩彪炳的名将。
而相对于涉足敏感领域、处理错综复杂关系的政治家们而言，秦国将领们的业务相对单纯：听从君上的命令，带领嗜血如命的虎狼之师收割六国将士的人头，换成沉甸甸的军功。当然了，战争有胜有败，而朝廷也有对应的奖惩制度，秦将因此付出代价并不罕见，但极少听说秦国出现过战争功臣被清算屠杀的情况。毕竟战争是秦国的立家之本，历代秦王不会干自废武功的蠢事。
不过，名头最响、功劳最大的白起却是个例外。难道他是功高震主了吗？其实并不是。
白起的崛起，确实得益于魏冉的慧眼识珠。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面对韩、魏两国砸下血本组织的数十万大军，主政的魏冉在压力之下，大胆起用左更（二十级爵位中的第十二级）白起为统帅，创造了以少胜多、斩首韩魏联军24万人的恐怖战绩。自此之后，白起就成了那段时期秦国的头号招牌。

文章图片
白起
那白起最终被逼自尽，难道是因为他是魏冉的人？这种推测并不成立。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6年）魏冉被贬回封地，而到了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的长平之战，面对秦赵双方的国运之战，秦昭襄王临阵换上了白起，可见他并不忌惮对方归属于谁的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