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小兵暴乱，先后攻下宋朝10个州，横行千里《清平乐》一经上映

《清平乐》一经上映，收视率居高不下，对电视剧中描写的宋仁宗时期的清平盛世，让一拨吃瓜群众大呼舒畅。真正的仁宗时期，不管在文人士大夫的笔下被描绘的多么美好，但对于一般的普罗大众来说，都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时代。
只要稍微翻看一下史料就能明白，仁宗一朝百姓被盘剥的有多苦。宋夏战争爆发以后，宋朝常年对西北泳军。战争败多胜少，投入西北前线的兵力也逐步递增。同时，还要留守一部分兵力应对北边辽朝的威胁和监守国内。庆历年间，国家军队人数很快增加到了125万，几乎是北宋建国时期军力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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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军队开支让仁宗一朝苦不堪言，到了庆历年间，政府差不多每年都有300万缗（成串的铜钱，每串1000文）赤字。到了皇祐年间，光财政赤字这一项就比平时财税收入多了4倍。
宋朝政府已是入不敷出，仁宗和朝廷上的士大夫们也只能挖空心思增加税收。无非就是扩大税收增收范围，还有加重税收比例。庆历年间，瓜果都有水。这一手段效果立竿见影，税收达到了仁宗即位之初的4倍。
然后税收的大量增加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这不是商业繁华带来的成果，而是盘剥得到的百姓的血汗钱。仁宗一朝，百姓生活更加艰辛，肩上的担子越发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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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民反，很多老百姓已经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在一派清平祥和的氛围下，实则暗流涌动。庆历年间，在河北爆发了农民起义，史称“贝州之乱” 。贝州之乱首领王则在河北获得民众拥戴，可见当地民众不满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这场暴乱持续了整整65天，朝廷先后调集数十万人马围攻贝州一城。王则凭借出色的军事领导才能，数次击退强攻军士。最终，在宋军指挥明镐制定的地道战策略下， 200士兵通过地道进入城内，内外夹攻，才平息了这场暴乱。
“贝州之乱”只是仁宗一朝暴乱的一个缩影，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士兵王伦叛乱。王伦是一个普通士兵，他之所以反叛的原因，就是因为积怨杀死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他的上司也不过是一个七品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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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叛乱规模更小的可怜，王伦纠集了心怀不满的50个兵士，就这样起事了。这伙叛军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300人。这样的规模在任何一朝，都不能被称为一场叛乱。也不值得朝廷大费周章，顶多调集当地驻军进行弹压即可。
但是在仁宗时期，就这样的小股叛军，凭借着几十人的军事力量，先是占领沂州，然后北上攻陷密、青两州（今山东诸城、益都），转又乘虚南下，攻泗州（江苏盱眙）渡过淮河，先后攻入楚州（江苏淮安）、郑州（江苏仪征）、扬州、泰州及高邮。
等到了高邮之后，一路顺风顺水的王伦有点飘飘然，已经是公开身穿黄衫，演变成了一场让宋廷再也无法忽略的反政府叛乱。最终，在安徽和州采石矶被下了大力气的朝廷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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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300人的叛军，一路横冲直闯，辗转千里，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难道宋廷地方守军都望风而逃么？
平心而论，地方官吏对于叛军束手无策的核心原因，还是跟宋朝奉行的强干弱枝国策有着莫大的干系。赵匡胤建立大宋，平定天下之后，对地方实行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除此以外，还对江淮、荆湖、两浙等地城防进行了大规模削弱，这种既定政策一直延续，到了后来甚至有人提议加强地方城防都会被视为“妄言” 。到了仁宗时期，整个江浙荆淮湖广道路都是处处没有军队，守城不修整，十来个人拿着锄头木棒造反，都有可能杀掉地方官员，抢夺府库。
宋夏战争爆发时，各地紧急抽调援边士兵，导致地方守备力量更加空虚。当时，有人统计过，京西路的金州，在庆历三年时全城仅有士兵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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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兵可守只是王伦横行一时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地方官员之所以敢如此放任叛军长驱直入而毫无作为，就是因为仁宗的宽厚。仁宗对臣下的宽容已经到了无原则的地步，使得朝廷在实质上豁免了各级官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