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极一时的《百家讲坛》为何风光不再？也不看看请的都是啥人冠军|段林希|国际巨星|混成|牛

《百家讲坛》的轰动，其实是新世纪之初，国学渴求的一次爆发。但是，我们对这次爆发的理解太肤浅了，以为，听众都是凑热闹的，所以，有点“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味道，于是，讲坛上的主人，也就良莠不分了，于是，新的明星无法产生，对平庸的背书式的讲坛，老百姓当然不愿意付出自己宝贵时间消磨。事实上，质量第一，这就是一个金的定律。对于《百家讲坛》这样的高层次讲坛，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还是有很高期待的，因为，我们对国学的要求是有了很大提高的。
【红极一时的《百家讲坛》为何风光不再？也不看看请的都是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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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的出现，是《百家讲坛》走向一蹶不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于丹本人的学术水平，根本不符合《论语》这样内容。她基本就是现代人取代古代人，这是一个严重的学术学风问题，如果古代经典之作都可以任意解读，那怎么对得起起码的历史？孔夫子入党，这不会不是天大笑话吧？问题不止于此，据说，有不少研究生集体抗议于丹的演讲。但是，《百家讲坛》没有从这里面看出于丹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信息，这是最要命的，所以，于丹《论语》完了之后，《百家讲坛》又为于丹推出一档《庄子》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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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到《庄子》虽然内容风格大不相同，但于丹的老调子没变呀？她那种中学生式的思维，还是中学生啊。再说了，短短一年半载，于丹有什么天大的本领再造一次自己面对经典呢？我们都知道，一个时代发生重大转移之交，谈论经典，其实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这基本意味着通过诠释经典，要达到新的思想的解放和统一。中国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新世纪，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深化的新阶段，我们如何包容改革开放和传统精神，这需要有深刻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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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来说，“忠孝”是我们传统深厚的一种精神支柱，但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对“忠孝”还是有批判的。而进入新时代，我们对“忠孝”有了更深层次的需求，一方面“忠孝”没有错，一方面，传统的“忠孝”与现代的法制理念还是有一定矛盾的，因此，我们肯定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忠孝”思想嘛。如果作为一个学者，你没有很高明的理论，这“忠孝”二字都够你研究一辈子的。于丹的争议和失败，反映出《百家讲坛》不但在现代传媒时代没有什么敏锐的嗅觉，就是基本的传媒观念都有问题，所以，造成了观众对《百家讲坛》亲和力和学术信誉的失望，因此，《百家讲坛》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衰落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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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说于丹，不是对于丹个人有什么意见和不满，而是对于丹的学术深度和学术沟通方式非常不满。在历史文化学术方面，我们如何“古为今用”能不能“古为今用”，这基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历朝历代，都有研究历史，鉴古知今，为现实汲取历史经验的传统。问题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精神层面的交流。比如说，孔子再伟大，不会万能到把今天的深刻矛盾都给解决了吧？但是，我们听一些学者的那意思，好像孔子就是当代导师了，你以为中国人都跟你一样浅薄啊？《百家讲坛》也有一些观众朋友满意的老师，例如王立群，易中天，蒙曼，郦波等，这些学者，主要是以学术朴实，亲和沟通见长。所以，广大观众朋友是满意的。我们当然高兴看到这样的学者多一些，观众的满意度，或许也能维持一定的稳定吧？但是《百家讲坛》的致命弱点，还是传媒技术有问题，包括学术的平庸化，这是最难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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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的学者对资料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有的学者对历史人物过分偏爱，这都会影响学风。例如，讲唐玄宗的，无不提到开元盛世的一个标志之一，就是养了多少匹马。但他们都引用的是开元十三年的老账，四十三万这个数据。其实开元十五年，唐玄宗就下了一个进口大单，大约计划每年引进突厥十万匹马。而天宝三十年，仅陇右监牧使一个养马基地就有三十三万多匹马！而唐代有大型牧马基地八个！唐玄宗时代，历史没有具体的记录最高有多少匹马，只有唐高宗麟德年七十万匹马的一个最高纪录。但我们从理论上保守估计，唐玄宗时代最高的养马规模，也会有八十万匹马的！我真不明白，学者那么多，怎么就没有一个，为唐玄宗算算这笔账的人呢？至于没有深度的，我就不多说了。例如有一个讲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他在说到王国维著名的“人生三境界”的时候，引用了王国维自己的话说：王国维自己说，我对古人的理解，古人肯定不满意，这只是我的理解。知道王国维这句话有多厉害吗？我就等着，我们的老师解释解释，王国维这句话。但是，老师没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