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低薪|中薪|高薪|古建筑|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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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李德裕留守洛阳，“有终焉之志，于平泉置别墅，采天下奇花异竹、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自为家戒序录，志其草木之得处，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树一枝，非子孙也。’”（《旧五代史·李敬义传》）李德裕出将入相，有功王室，尤其是武宗朝为宰辅，言听计行，唐王朝几至中兴。不幸卷入党争，数度罢相，遂有终焉之志，不仅留心起园池之玩来，而且缺少一种达观心态，以为子孙后代可以世守平泉别墅，以至其中一石一木不容毁弃。
古人将本宅之外另建的园林游憩处所称为别墅。李德裕既有“终焉之志”，可见他有意将平泉别墅作为一生归宿。但事与愿违，他因身处“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一旦被罢相，便想优游卒岁，也不可能了。由于政敌排挤，此后不久，他便被贬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最终卒于任所。他想让子孙世守平泉别墅的一木一石，而身后仅二十多年便逢唐末动乱，洛阳遭劫，“李氏花木，多为都下移掘，樵人鬻卖，园亭扫地矣”（同上）。
将房产留给子孙，不仅是长辈的意愿，也是子孙的需要，因为每一代人首先是生活在前人创造的环境中，然后才能创造自己的生活，同时为子孙后代创造生存条件。问题是社会在变动，人也在社会中沉浮，自身尚且有旦夕祸福，子孙命运更难逆料。随着人在社会中角色变化，地位升沉，生存空间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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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齐景公初即位，好治宫室，聚狗马，厚敛重刑，奢侈无度。后来任晏婴为正卿，稍自敛抑，但为时已晚，田氏取代公室的趋势在齐国已不可逆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景公坐于路寝（诸侯的正室），说：“美哉其室！将谁有此乎？”（《晏子春秋》）较之于宫室为谁所有，更让他担心的其实是江山改姓，但江山既然可以改姓，宫室当然可以易主，而且江山一旦改姓，宫室也必将易主。齐景公也许乏善可陈，但如此发问或许是第一人，也未可知。可见他颇识时务，且懂得物无常主的道理。
西汉宣帝时，平恩侯许伯作为皇太子的外公，治第新成，刚搬进去住，也像如今许多人家似的，要庆贺一番。丞相、御史、将军，以及俸禄在中二千石的官员纷纷前往祝贺。司隶校尉盖宽饶没有主动前往，许伯请他才去。尽管许伯亲自为他斟酒，但或许因他职位不够高，或许因他不肯与时俗合流，“坐者毕属目卑下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他却高兴不起来，竟仰视屋顶，感慨地说：“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汉书》）这话也如曲突徙薪的忠言，虽不合庆贺的氛围，却是真心为主人着想。倘若许伯因此而深悟“唯谨慎为得久”的道理，当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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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郭子仪封汾阳王，于京城治第，对工人说：“好筑此墙，勿令不牢。”工人放下锤子回答说：“数十年来，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所筑，今某死某亡，某败某绝，人自改换，墙固无恙。”（《五杂组》）工人也许是经验之谈，而郭子仪显然想得更多，这番话让他“惕然动心，即日请老”，大约深感富贵无常，而顿生激流勇退之意。对此，《五杂组》的作者谢肇淛也不禁赞叹：“噫，贤哉工人之言！达哉令公之见也！”
许伯的府第可能是新建的，还没有住过多少人家，说它“所阅多矣”也许有失公允；但“如此传舍”，其实是说类似的府第就像客店似的，其中一部分由于历时既久，已然“所阅多矣”，另一部分虽属新建，但在未来的岁月也难免“所阅多矣”。这与筑墙工人所谓“人自改换，墙固无恙”说的是一回事。
中国古代实行宗祧继承，房产当然应传子孙。但子孙的社会地位如果发生变化，能否保有就很难说了。西汉萧何贵为丞相，而“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他说：“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汉书·萧何传》）封建制度维护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丞相无疑属于统治集团，但其子孙的社会地位如果显著下降，那么其祖产就完全可能“为势家所夺”。而穷僻处的田宅，势家未必看得上，子孙保有或许可以长久一些，这其实也是为子孙着想。
萧何虽有远见，却还不算彻底，更彻底的是不置田宅。唐朝宰相张嘉贞不置田宅，有人劝他，他说：“吾尝相国矣，未死，岂有饥寒忧？若以谴（谪）去，虽富田产，犹不能有也。”（《新唐书·张嘉贞传》）北宋宰相王旦也不置田宅，说：“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宋史·王旦传》）他们所说都有道理，而明代笔记《四友斋丛说》所记陈元用说得更明白：“有好子孙，不必置庄田，以彼必能自置也。若子孙不贤，虽与庄田，必不能守，置之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