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北外8名红卫兵的忏悔：老师所受的苦难我耿耿于怀 1966年11月

文章图片
1966年11月，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在“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王友琴/图）
最近我看到一些信，有关44年前的事情。一些1966年的红卫兵中学生，向那时被他们“斗争”的老师道歉。在我这个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这应该写出来告诉大家。
故事的一方是程璧老师。她今年86岁， “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和许多教育工作者一样，程璧老师先被撤销了职务，后来被关押在校中。她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去半边，成了所谓“阴阳头” 。
我做过调查。 1966年8月，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礼堂里，用木枪、皮带和自来水管把幼儿园女工刘桂兰活活打死。 “牛鬼蛇神”（那时对被迫害的人的总称呼）被强迫抬尸体。程璧老师和教导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个夜晚有五拨红卫兵来打过她。姚淑禧在女厕所里，把绳子挂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杀”了。
故事的另一方，是1966年时北京外国语学校的8名红卫兵学生。 44年前他们十几岁，现在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他们向程璧老师道歉，也在通信中忏悔了当年参与暴力迫害的行为。
1966年8月，从北京到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受难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蛮，史无前例。 1979年前后，暴力迫害的受难者得到了平反，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钱的“补偿” 。暴力迫害的施行者一方，当年那些红卫兵现在在想什么呢？他们认错了吗？他们是否愿意向受害者道歉呢？他们能忏悔吗？很多人还一直心存疑问。我没做过普查，无从得知这8名道歉者，在红卫兵总人口中有多大比例的代表性。然而我知道，这肯定是应该赞扬的好举动。
第一封道歉信是申小珂写的：
程老师：
您好！
我是1966年高二（二）班学阿拉伯语的学生，我叫申小珂。我现在住在湖北省十堰市。我已经退休。
在学校时我和您直接接触只有两回，都是在“文革”中。一次是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把您叫到我们宿舍，问您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指示。还有一回是“复课闹革命”时期，我和您在我们教室（南边是梨园）有一次谈话。谈话内容，现在我都忘了。可能还是我用“极左”思想教训了您一顿。
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羞愧。但是我没有打过您，没有折磨过您。 1968年春天把您和其他校领导关在男生宿舍一楼时，管你们的“典狱长” ，就是我。
前些日子，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十分后悔。
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
1966年咱们学校正处在鼎盛时期，蓬勃向上、秩序井然的美好校园被“文革”打乱了。我们的好校长莫平、教导主任姚淑禧就惨死在那场浩劫之中。记得还有一个女工叫刘桂兰的，因为出身不好，也被活活打死了。
在这场浩劫中，咱们学校的很多同学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里受到巨大冲击，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为热爱毛主席，和家庭划清界限，悔恨、羞愧终生挥之不去，受伤的心灵至今不能平复。
程书记，您今年86岁，我妈妈83岁。我像希望我妈妈长寿一样希望您长寿。您对我有教导之恩，我妈妈对我有养育之恩。对您们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我是耿耿于怀的，所以不揣冒昧，给您写这信。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您指出来。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真诚地祝愿您健康、快乐！
申小珂
还有一封信来自胡滨：
程老师：
申小珂同学的道歉信也引起我对1966年“文革”初期的一些回忆，不知为什么，这些话直到“文革”后1982年我们又一次聚首相见在北京西便门小区的住宅楼时也没有再和您谈起过。对于这28年的迟钝和延误，我深感内疚。我记得在您丧失自由，被关牛棚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我虽然没有对您动粗，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我对您说过的错话，一定深深伤害了您。您还记得吗？我曾当着您的面指责过您执行了错误路线，成了此次运动的绊脚石和革命对象，并且勒令您写出认罪书。如果小珂说他那时是您的典狱长，那么我作为外语学校“文革”小组组长，负责领导学校运动，可以说是所有同学过火行为的直接罪魁祸首了。除了我们之间那次仅有的谈话，我曾经和几个高三同学在运动初期最早贴出了点名批判您和莫平校长的大字报；我也在革委会里带头同意接受群众要求，对您实行隔离审查，让您失去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