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6年协调310余例,做生命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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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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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正在进行中的器官获取手术 。 本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多年以后 , 刘源仍能清晰地记起 , 自己协调一名15岁男孩捐献器官的场景 。
因为脑胶质瘤 , 男孩做了几次手术 , 效果都不理想 , 已经出现脑死亡 。 去见家属之前 , 刘源内心很忐忑 , 应该怎么劝说 , 发生冲突怎么逃跑 , 他都想了一遍 。 但当孩子父亲站在自己面前时 , 刘源还是开不了口 。 到了饭点 , 两人来到一家涮肉馆 , 要了一瓶二锅头 。
几杯酒下肚 , 孩子父亲红了眼眶 。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 我不反对 。 ”父亲最终做出决定 , 男孩捐出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和角膜 , 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 。
作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 刘源每日奔走各地 , 寻找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向家属宣讲器官捐献政策 。
但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 。 以前 , 刘源的成功率不高 , 现在 , 10次协调能成功5次 。 工作六年来 , 他已成功协调310余例器官捐献 , 自己也已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
今年是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开展十周年 。 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达251万人 , 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 。 但据统计 , 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 , 缺口依然很大 。
这让刘源对这份工作的信念更加坚定 。
“挽救了需要器官的病人 , 虽然我不认识 , 但是有意义 。 ”
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10月30日17时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 一台耗时一个半小时的器官获取手术刚结束 。 根据此前电脑系统的匹配结果 , 取出来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 , 将分别被移植到三位患者体内 。
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 , 除了医生 , 还有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 。
2014年以前 , 刘源是一名肝胆外科医生 。 他见过很多重症病人眼巴巴等着器官移植来救命 , 但最终也盼不来一个机会 。
那年11月 , 刘源放下拿了11年的手术刀 , 成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 这是一个新兴职业 , 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
但寻找器官的路并不好走 。 从2015年开始 , 公民自愿捐献是唯一的合法来源 , 但老百姓(603883,股吧)几乎没听说过 , 甚至很多医护人员也不理解 。
“病人到这种状态 , 家属往往很悲痛 , 谁还和他们去谈论这种事情 ,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 ”为避免医患之间产生矛盾 , 医生往往也很抵触 。
刘源决定先让医护人员改变观念 , 让他们参与进来 。 法规对器官捐献者的要求是:达到脑死亡状态或者临终状态 , 但器官功能还相对完好 。
这种病人往往在各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一天 , 刘源就跑了多个医院 , 认识了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主任 。 他这样告诉医护人员 , 和家属提器官捐献时 , 要站在家属的角度 。
“器官捐献为危重病人增加了一个选择 , 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升华和延续 , 对社会来说是有意义、有大爱精神的 , 也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 。 ”刘源说 。
通过医生提供一些潜在的案例 , 做一些前期沟通的铺垫 。 如果家属不排斥 , 刘源和团队其他成员会再去跟家属做进一步的沟通 。 这样一来 , 家属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 协调成功率也会高一些 。
和家属沟通是重要环节
“器官捐献是自愿的 , 我来的目的只是和您讲清楚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您的权利和义务 。 最后同意也好 , 不同意也罢 , 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决定 , 我们是尊重的 。 ”六年来 , 每次见到病人家属 , 刘源都会重复这段话 。 而和家属的沟通 , 也是整个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最中心、最重要的环节 。 分页标题
“做这份工作很考验沟通能力 , 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体验 。 ”刘源接触的家属来自各行各业 , “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 , 要与对方找到一个心理上的共同话题和目的 。 ”刘源办公室的书柜上摆满了沟通、心理学相关的书籍 , 他常常要翻一翻 。
在他看来 , 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 , “如果初次沟通不成功的话 , 可能就没有再次沟通的机会了 。 ”为了能赢得家属的信任 , 交流过程中 , 刘源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谈吐和举止 , “要注意营造亲近感 。 ”
他还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潜在案例 。 2014年 , 一个单亲家庭的15岁小男孩 , 因为脑胶质瘤做了好几次手术 , 但效果不理想 , 孩子已经出现脑死亡 。
去见家属之前 , 刘源内心很不安 。 当时 , 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捐献流程和法治框架 , 刘源是摸着石头过河 。 他怕出现意外情况 , 甚至是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撤离 , 他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 。
“我想着要坐外面的位置、靠门的地方 , 这样万一起冲突 , 方便跑 。 ”刘源说 。
各种困难考验着器官捐献协调员对挫折的抵抗力 , 很多人做半年或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 刘源咬牙坚持下来了 , 他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 , “不能敏感 , 要想得开 ,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 ”
相比起成功 , 刘源遇到的失败太多了 。 他曾连夜赶去郊区的一个小村子 , 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 。 偏远的村庄里一盏灯都没有 , 几个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属出现在他面前 , 把他请进屋 。 刘源战战兢兢地和家属聊了数小时 , 也没能劝服对方 。 有的器官捐献因为捐献者病情的好转而中止 。
为了全力挽救器官 , 捐献者被转到北京佑安医院后 , 医生会进行不计成本的治疗 , “每年都有一到两个病人因此有了好转的迹象 , 不再符合器官捐献的要求 。 ”这样的“失败案例”让刘源很有成就感 , “虽然没有捐成 , 但是救了一个人 。 ”
努力填上器官需求缺口
刘源有一个书包 , 里面备好了他平日吃的药、一次性的牙刷、水杯等 , “随时有潜在案例 , 随时提包就走 。 ”
他最轻松的时刻 , 就是夜里十二点 , 妻子、两个儿子都睡着了 , 他喜欢躺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 。 奔波辗转的人 , 最享受静谧夜里、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 。
“当体验了那么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之后 , 对家庭就会格外珍惜 。 ”刘源遇到过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只有7岁 。 在和孩子父母沟通时 , 刘源不住地流眼泪 , “我也有俩儿子 。 有了孩子后就觉得 , 孩子真的不能出事 , 我们做父母的承受不起 。 ”
如今 , 刘源已是不惑之年 , 他也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 。 2016年 , 他的奶奶去世;去年 , 他的表哥去世 。 在和病人家属沟通时 , 刘源更是能感同身受 。
个人生命的逝去是整个家庭的痛苦 , 可能整个家的命运都会因此改变 。 这份工作做久了 , 年轻气盛时的小脾气 , 跟家人较劲、任性的小毛病 , 全都没了 。 他越来越体会到 , 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 , 而是一个家庭的 。
“把家庭照顾好了 ,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 只要为家庭、为社会做了贡献 , 真到死亡那天 , 才能不留遗憾 。 ”
见惯了生死的刘源觉得 , 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和轮回 , 他更在意的是 , 死得有没有价值和意义 。 而在做这份工作之初 , 刘源也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
像刘源一样主动登记、愿意在死后捐出器官的人也开始变多 。
这几年 , 刘源明显感觉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 尤其是在北京 。 以前 , 刘源的成功率不高 , 10个里能有两三个成功案例 , 现在 , 10次协调里能成功5次 。
11月初 , 在北京佑安医院东侧的那间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 , 又有病人家属推开门 , 和刘源面对面坐下来 。 刘源耐心听着家属讲述自己的顾虑 , 他和他的团队 , 以及全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 正在为填上中国器官移植需求缺口而努力 。 分页标题
他们是死与生之间的中介 , 是生命的摆渡人 。
新京报见习采访人员 彭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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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冉笑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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