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告民”的出现，映射法治建设的进步

——市长当原告向企业索赔：“官告民”的平等，是一堂成功的普法直播10月13日，濮阳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德丰化工违规转移危险废物，导致濮阳境内水体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判处其赔偿濮阳市政府应急处置费、评估费、环境损害赔偿费等共551.6394万元。作为原告出庭的濮阳市市长杨青玖曾对媒体表示，环境问题是民生问题， “市政府提起此次诉讼，就是为了尽到政府的生态保护责任，提升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 ”（新京报11月12日）

昔日，最难见到的场景之一就是“民告官” 。因为在社会法治环境尚不成熟的背景下，民告官往往也被定义成对地当地政府大逆不道的“反叛”举动。而在诉讼的过程中，也往往因为政府动用行政力量施加压力而迫使诉讼行为难上公堂，不了了之。同时，更难见到的场景之一还有“官告民” 。因为在那时，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心目中，自己就是百姓的父母官，出了什么问题那都属于家里的事，以家长的姿态，居高临下法外施压就能摆平所有问题，因而“官告民”也从来不会真正成立。从昔日很少见到“民告官” ，到过去很少见到“官告民”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是百姓的法治意识过于弱势，从本质上说，还不知道遇到了权益问题最终要到哪里去伸张，更不知道法律的独立性，误认为法律就是为政府服务的。二是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过于强势，由于习惯性强势的无处不在，他们当然就会视法律为多余之物，在他们心里和行为上，再大的事都要解决于政府大院，而不屑到法院。因而，他们既不怕“民告官” ，也不屑“官告民”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元的，更是奇葩的，既含着“父母情怀” ，也更透着“家长威严” ，在这种复杂交织中，什么关系都可以有，但就是没有法律关系，什么意识都可以存在，就是不存在法律意识。而从这则濮阳市长当原告就环境损害向企业索赔的案例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并没有动用行政之力和法外施压，而是拿起了法律的公器，依法维护了公共权益。而这个过程，本身也是给社会直播的一堂普法课，它告诉人们的核心价值点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没有例外，大家的身份在法律上都是一样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这些年来，在顶层设计的推助下，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步伐正在加快，由表及里，马力全开，由官到民，稳步推进。一方面，百姓的法律意识在逐渐增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法外干预意识正在消弱，总体上，社会法治环境已今非昔比。而这次濮阳市长当原告就环境损害向企业索赔的成功案例，映示出社会法治整体背景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中， “民告官”不再会是难事， “官告民”也不再会是稀罕事；而随着社会法治的更加进步， “官告官”也会成为一种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定纷止争的常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