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公共传播|乌尔里希·贝克丨认知实践的封建化

_本文原题：乌尔里希·贝克丨认知实践的封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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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为具有社会约束力的真理定义而诉诸科学成果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但也越来越难以满足。这种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间的不一致以及由此形成的灰色地带，表明科学丧失了其最核心的功能，即代理性的知识确立工作。科学成果的目标群体和应用者——政治和经济、大众媒介和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一般化的科学论证，而同时越来越独立于个别的结论，也不再信任科学对其陈述中的真理或谬误的判断。
科学的分化导致知识诉求转移到外部执行机构那里——这显然是一个悖论。首先，这种转移是因为科学成果显得过于复杂和多样，它们即便没有公然矛盾，也难以相互补充，因而只好固守那些常常不可比较的差异。实际上，这是逼迫实践者作出自己的认知决策。此外，这种转移也是由于科学常常展现出半武断色彩。虽然在具体情境中这种武断色彩（大多）会遭到否定，但它确实体现为各种成果的不一致，体现为诉诸惯例和决策的方法。假说性科学惯于使用“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等表述，这仅仅为知识的界定提供了相反的可选项。
科学成果的洪流，它的矛盾之处，它的过度专业化，让人们从被动的接受转变成了主动的参与，即参与一场自发的知识构建运动。这一过程既可能联合科学，也可能反对科学。现在人们总算可以说：世间事大体不过如此。政治或经济领域相对于科学而获得的自主性，就像它们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但这忽略了此处要提到的两类特殊性。政治或经济的自主性是科学制造的，它们形成于科学的过剩。这种过剩同时使科学的自我要求降低为假说性质，并提供了科学自我相对化的多元主义解释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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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对知识生产的状况造成了强烈影响。科学失去了真理，却面临听从他人号令的危险，即要由其他人告诉它真理应当是怎样的。繁荣的“宫廷科学”以直接影响的方式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但这绝非个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成果的性质相近、不具有决定属性以及决策的可及性。成果的选择标准脱离了严格的科学审查，它无论如何也要克服过度的复杂性，从而赢得新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选择标准包括基本政治观点的兼容、委托人的利益、对政治意涵的预期，简言之，社会的接受度。
在建立方法论惯例的道路上，科学因自身造成的过度复杂性而存在着让自己的“认知实践”面临内在封建化的危险。与此相应，在外部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特殊主义。大大小小的科学家群体相互隔离，并围绕隐性的成果应用优先权而组织起来。关键在于，这不只是发生在后期的实践接触中，而且早已出现在实验室、科学家的办公室和科学成果生产的密室里。科技生产的风险越不可预测，这些风险对公众意识的影响越大，政治和经济执行机构的行动压力也就越大，社会行动者能够确保接近“科学界定权”也就显得越重要——无论是为了淡化、转移或重新界定这种权力，还是为了大肆渲染或在方法论批判的意义上阻止“界定过程中的外部干预” 。
但这个过程还有其他侧面，并因此而带来那么一点光亮。人们脱离了专家那“高人一等”的认知指令（Illich ， 1979）。可以扮演“科学找茬者”角色的人越来越多。在科学论证角色的泛化过程中，科学的功能也开始出现了转变，这一点令科学家着实恼怒。就像沃尔夫冈·邦斯和海因茨·哈特曼（Bon? and Hartmann ， 1985）说的：分页标题
自启蒙时代以来，科学论证就被看作唯一权威的正当化执行者。然而，在科学论证的泛化过程中，它似乎丧失了无懈可击的理性权威的光环，并在社会上变得唾手可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趋势本身就是科学化进程的结果。科学陈述可以在日常世界进行争辩，而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这一事实表明，系统化的怀疑主义固然是科学话语的支柱性原则，却再也不是它的特权了。 “未启蒙的群氓”和“启蒙的公民”之间的差别，或者换用更现代的说法，常人与专家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消失。这种差别转变成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在所有社会子系统中，由于系统化知识的各种组件相互竞争，规范和价值的内化也被反思取代了。（16；另请参见Weingart ， 198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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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提供“工整”的显著性检验，不足以应对专业内部或专业之间的专家竞争。有时，人们必须亲自现身，说服他人。在自反性科学化的条件下，信念的生产（或动员）是有效性诉求在社会层面推行的重要源头。
早先，科学是作为科学本身去进行说服的；但在今天，考虑到科学七嘴八舌、论调不一，对科学的信念或反对科学的信念（抑或对这种方法、这种理论、这种取向的信念）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或许只有“额外”的呈现、个人的说服能力、私人联系、媒体渠道等，才能为“个别的发现”提供“知识”的社会属性。在信念（有助于）决定科学论证的地方，信念很快就能重新占据支配地位。当然，其外在形式不再是信念，而是科学。科学虽然不是知识生产的充分条件，却是其必要条件。在其形成中的朦胧期，各种各样的信仰势力又重新扎根流行起来。这促成了多种可能：宿命论、占星术、神秘学，自我崇拜和自我牺牲，混杂一点科学发现的细枝末节，对科学的严厉批判或盲目信仰。这些新式炼金术士却罕见地豁免于科学的批判，因为他们不是前科学的产物。相反，他们在同科学打交道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真理”和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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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的免疫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极端例子。用科学武装起来的意识形态和偏见，如今也能在科学的批判面前捍卫自身，这并不鲜见。它们诉诸科学，以便拒斥其主张。人们必须更有知识，包括阅读替代性研究。异议在结果出来之前就被吸纳了，就像是提前约好的。任何情况下都要准备两种（方法上的）根本反对意见，以便让执拗的科学信息自我崩溃。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还在指望公众没有分歧、相信科学。但在今天，人们带着不信任情绪追踪科学的努力和进步。人们猜忌被隐瞒的内容，添上副作用，等待着最坏的结果。
科技文明到处蔓延，不可变革是它的禁忌。在这片禁忌的丛林中，由外部的行动情境衍生的问题使致力于“中立”分析的科学家陷入新的困境。每一项分析都面临着抉择：是在行动变量变成社会禁忌的外围做研究，还是深入其中做研究。这些决策的可能性会影响研究本身的设计（就算是在那些需要听从委托人号令的场合），因而处于科学实践的最核心区域，包括提问方式、变量选择、追踪成因假设的方向和范围、概念设计、计算风险的方法等。
与简单科学化的后果相比，这些研究决策的后果更容易评估。如果说早先的后果还处在工业生产的外围，处在社会的（无权的）隐性领域，如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那么今天确立的风险则会直接对权力的核心地带产生影响，如经济、政治和制度性监督机构。这些地带无疑具备“制度化的专注力”和“法团主义的进取心” ，因而足以使它遭受的代价不菲的副作用公之于众。于是，风险的“不可见特征”会依照社会形势而受到严格限制，这同样适用于各种后果的“次生属性” 。对发展进行监视属于风险研究（或下属部门）的官方职能，其中的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众所周知。大概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样的毒物浓度，突破什么样的极限值，会导致什么样的（法律和经济的）重要后果。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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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风险被科学化了。副作用的评估因而从外部问题变成了内部问题，从应用问题变成了知识问题。外部消失了，后果是内生的。起源和应用的情境被推挤在一块。研究的自主性同时变成了知识问题和应用问题。能否突破禁忌成了研究好坏的内在条件。这一切或许依旧隐藏在研究决策（选择这样或者那样）的灰色地带。一项研究是由制度、科学理论和道德等多个层面构成的，就此而言，如果这项研究并不旨在第一次扬鞭就越过所有围栏，它就有必要接纳并探究自身具有的政治意涵。
科学抵挡了主流的压力，避免让实践禁忌转变成理论禁忌。正是借助于此，科学证明了自己的健全。在科学分析独立性的意义上， “价值无涉”的要求实际上获得了一种近乎革命的新内涵。或许韦伯也会为今天这种不拘泥于禁忌、客观分析风险的解释大力辩护，他完全熟知事实科学所具有的潜在政治内涵。这样的分析体现出投入的、有价值意识的客观性，因而具有政治的冲击力。
在此，科学认知实践在可选择的范围内进行影响和操纵的机会也变得清晰可辨。这些机会曾被科学理论以有效性的理由加以排除，因此从未得到评估。依照流行的假设形成理论，因果链条可以朝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行投射，只要自己的猜想得到证实，它就不会与任何一种有效性标准产生冲突。在发达文明中，科学认知实践变成了对潜在政治变量的“操纵” ，这种操纵是内在固有的、客观化的，并且隐藏在无须证成的选择性决策的背后。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客观化，也不意味着猜测的因果关系可以在政治上建立起来。当然，因果分析和行动分析还是相互交织的，这独立于科学家的自我理解。但这种双重的、建构的风险现实把对原因的客观分析政治化了。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科学从错误理解的“中立性”出发，遵照禁忌从事研究，那么，它就是在助长现有的局面，使看不见的副作用法则主宰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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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公共传播|乌尔里希·贝克丨认知实践的封建化】编辑 | 秦沈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