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语权的人应先有大智慧

——观100年前国外3位KOL有感一、话语权和智慧的概念和关系话语权即说话的权力，话语权是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取决于主体的智慧、学识和实力。话语权最根本的是智慧，智慧中最根本的是思维方式。以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为代表的线性、非对称、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奠定了西方话语权的基础。以对称逻辑思维方式为代表的对称、非线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奠定了中华民族话语权的基础。话语权是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有话语权的人或者说关键意见领袖（KOL）总是关心所处时代的大问题，这需要情怀，实属难能可贵。话语权是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我国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君无戏言”等古语。而索维尔曾说：“知识分子的担当，不仅体现在反抗权力的蛮横上，也同时体现在抵制群氓的愚蠢上。 ”因此，说话的人不但要负责任，更要珍惜话语权。现代社会是一个去魅的时代，传统社会总是有各种“神”在人们心里，有一个“神”把社会整合起来，但是现代社会把这个“神”的魅力给去除了。现在年轻一代疯狂追星，搞个人崇拜，凡是谁说的就统统对，和拜神差不多，缺乏独立分析和思考能力。而知识分子要做的是，不但要影响当下的“世俗”人，还要为人类智慧的传承做更多更具长期性的工作。90/00后喜欢分享，这是一种平等的姿态，所以今天的KOL要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遇到红卫兵式的网络暴民胡搅蛮缠，还自以为真理在握、自信满满，你会发现这是那个浩劫的翻版而已，只不过是O2O了，从线下转到了线上，这就要求有话语权的人应先有大智慧，要有历史观。二、20世纪国外3位KOL话语权和智慧不匹配的案例100年前，国外著名剧作家、评论家、哲学家等KOL一时缺乏智慧甚至反智、逆潮流但拥有巨大的话语权时，传播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1.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就任意大利总理，开启欧洲法西斯独裁统治先河。萧伯纳一开始便对这位独裁者抱有好感，他认为墨索里尼通过专制主义力量解决了工人失业，这十分美妙和合理。四年后，萧伯纳在剧本《真相毕露》序言中进一步赞扬法西斯者说：“斯大林和墨索里尼是欧洲最负责任的政治家。 ”萧伯纳在1934年的一次答采访人员问中阐释：“希特勒所说的最妙的话中，有一句是‘由大多数人所做出的决定是没有人负责的决定’ 。因此，只要是由大多数人来做决定，就不会有负责任的政府。我觉得希特勒在说这话的时候，他是绝对正确的。 ”萧伯纳说：“在知晓希特勒已经把欧洲的一切事情都料理妥当的情况下去度假，感觉真好。 ”1938年，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时，萧伯纳称赞这次入侵是“值得高度赞赏的事件” 。直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萧伯纳说：“希特勒先生处于斯大林的有力控制之下，后者对于和平的兴趣是势不可当的。除了我，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仅一周之后，二战爆发。2.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曾为纳粹辩护，为种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撑，但是理念产生的后果——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却不用他来负责，直到二战结束，海德格尔继续在大学讲课出书，然后享誉全球。3.20世纪30年代，罗素面对正在重新武装的纳粹德国，却主张为了和平，英国应当单方面裁军，在英国社会中产生了强大的绥靖思潮。三、KOL肩负的是更大的文化历史责任重担索维尔认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1.面对来历不明的只言片语和道听途说， KOL极有可能遇到挑拨离间、无中生有和蛊惑干扰甚至谗言佞语，此时应对自己所言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历史负责，冷静思考，说经得起推敲和分析的话，毕竟这种言论如同泼出去的水，一概是收不回来的，不良影响难以消除。2.凡事需强调逻辑而非感性冲动， KOL得出结果总是要有个审慎的逻辑推理过程，否则一旦卡壳，总不好自圆其说，容易谬种流传、误人子弟，这个信息传播代价巨大且不可估量。3.在鱼龙混杂的社会中， KOL切记谨言慎行及其言论遭网络无限放大，阴差阳错、适得其反、被断章取义乃至自摆乌龙，徒增笑料罢了。4.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最牛的KOL ，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所说的话也不能当作圣旨，无限上纲，又怎能凭第一感觉先入为主地武断审判他人？！（元谢元／微博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