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辛：制度是如何形成与改进的？

制度是如何形成与改进的？——五批@吴老豆的制度决定论文/范海辛自老夫写了四批@吴老豆的文章《从内因论的角度来看制度决定论》后，吴老豆把他原来那篇《制度VS文化之辩》稍作改动，又以《荒谬的文化论》为题在凯迪的“文化散论”专栏发表了。这篇文章对我批判他而提出的问题，还是照样回避，不敢也无法回答，不过是把自己被我批判过的冷饭再加上一些调料又抄了一遍。纵观这篇补丁摞补丁的文章，老夫看出了@吴老豆的民粹主义嘴脸。何以见得？吴在此文开头就说，中国当下有五个谬论，排第一的是百姓劣根谬论，第二的是文化决定谬论。不承认中国百姓落后、中国文化落后，这是中国民粹主义的鲜明特征。有人也许会说，川普也是民粹主义，吴老豆的民粹不是很好吗？我告诉你，美国是基督教文明，民众的主流是基督徒，这样的民粹（以民为粹）当然值得颂扬。而中国民众基本是皇权的顺民或暴民，他们内心渴望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嘴上嚷嚷的是替天行道、精忠报国，行动上是反贪官不反皇帝。你说这两种不同的民粹有可比性吗？吴老豆为何钟情制度论？就在于作为民粹分子的他不承认中国民众的落后，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以为中国民众与美国民众一个水平，所以只要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中国马上就能达到美国的水平，至少也能达到台湾、韩国的水平。我要告诉诸君，本朝太祖也是制度论的拥趸，他和他的同僚们认为，只要把中国的传统制度变为公有制，那么中国马上就能旧貌换新颜。结果如何？包括吴老豆在内的我们这批过来人都知道。吴老豆此文提出了11个问题和论断，我以为，最关键的错误有两个，一个是制度形成的原因，另一个是对文化的定义。本文主要讨论制度形成和改进的原因。吴老豆还是一以贯之的思路：制度是由人的欲望和利益铸成的，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个补丁：是由权力者制定的。吴的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第一，制度是统治者与受治者双方博弈形成的。统治者单方面的欲望和意志很难形成有效的制度。第二，形成制度的原因除了欲望和利益，还包括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秦始皇希望他的集权制度能够一世二世传诸万世，结果二世而亡。刘邦希望他的汉朝既能继续中央集权，又能分封宗室诸侯，结果到了汉武帝手里就把同姓诸侯分封制废除了。这些事例证明了，制度不是统治者单方面的意志就能成就的，而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我在《从内因论的角度来看制度决定论》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那么为何说吴的利益决定制度的观点不是内因论，是错误的呢？这样打个比方，欲望和利益是我们行为的动力，一部汽车光有动力不行，还要有控制方向的方向盘和刹车制动装置。为何会有国穷国富的现象？难道穷国都是不想过好日子、缺乏动机吗？显然不是，而是缺乏致富的理念与方法，譬如一部汽车，虽然发动机正常，但是刹车与方向盘有问题。 ”制度是文化观念的产物，是观念的外化与固化，制度中除了欲望和利益，还有价值与思维模式。如果说欲望和利益是汽车的发动机，那么价值与思维模式就是方向盘、制动器和油门踏板。要说富强的动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既然制度与文化无关，只与欲望和利益有关，那么进入全球化以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应该都有相同的制度，而且发展水平也该一样，结果却是有穷有富。这就说明，导致国穷国富的原因不只是制度，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通常被归为文化范畴的价值与思维模式。为进一步论证“文化决定论”的正确性，在此向诸位读者推荐一本书——《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该书由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与劳伦斯·哈里森二位主编（新华出版社出版， 2002年二月第一版）。自20世纪以来，国穷国富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与政治家的关心，最初有人种学与地理因素的解释，但在后来直到50~60年代以前，植根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上的“文化决定论”逐渐占了上风。到了50~60年代，列宁主义的外因论——发源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学说兴起，文化因素的解释被认为有种族歧视而沉默；持有“依附论”的人认为，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但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兴起与苏联的解体，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与“文化决定论”遂得以复兴。在此背景下， 1999年4月23~2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举行的“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召开，劳伦斯·哈里森（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该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该次会议实际上有两个主要议题①文化的重要（决定）作用②如何改变文化对发展的阻碍。本书即是参加该次研讨会诸学者发言的总汇，其中当然也选了一些不同意见。“决定论”在西方学者中没有好名声，因此赞同韦伯观点的学者都用文化的重要作用代替了“决定”一词，但文化恰恰是各穷国木桶上那最短的一块木板，因此文化的决定作用的说法还是在本书中频频出现。在亨廷顿为本书所写的前言中，他说道， “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见该书前言P.3）。乔治敦大学的副教授斯特斯·林赛（Stace Lindsay）则在他的文章开篇处直言：“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社会的看法。 ”（见该书P.407）最为精采的是，喀麦隆一学者丹尼尔·埃通加一曼格尔（Daniel Etounga-Manguelle）所言， “文化为体制之母”（见该书P.119）。把制度的形成仅仅归结为统治者单方面的欲望和利益，这是民粹分子简单化思维的结果。他们不知道，组成社会的往往是三股力量：君主、贵族和人民。中国属于早熟的极权社会，作为中间力量的贵族集团在秦始皇后基本被消灭。后来虽然有儒家官僚集团作为“伪贵族”横亘在皇帝与万民之间，但由于极权思维作为主流思维（忠于君主是最高的道德），所以儒家官僚只能依附于皇权。西方国家由于分封制保留了强大的贵族集团，尤其是独立于王权的罗马教廷的存在，使西方的传统社会与中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造成这个不同的原因主要是文化，尤其是宗教。在基督教的观念里，统治世界万民的是上帝，协助上帝的是他的仆人罗马教会，各国的君王只是上帝通过教会挑选的代理人，比上帝的仆人当然要低一等。而中国自秦以后，一直是政教合一，皇帝是真命天子。文化观念、宗教观念的不同，造就了制度的不同。文化论还是制度论正确，除了辨析各自的逻辑与事实，还有一个判断法，那就是看谁能解释的现象与问题更多。制度论无法解释国富国穷的原因，也无法解释制度变更的原因。如果制度如吴老豆所言只是欲望和利益的表现，那么人类制度是如何从原始、奴隶、封建，一步步变成现在的宪政民主加自由市场制度的？难道人的本性、本质，人的欲望和利益都发生变化了吗？多数人都承认，人的贪欲、自私这种本性，几千年来并无大的改变，惟一显著改变的是知识与观念。@吴老豆在《荒谬的文化论》中这样说：“我们伟大哲学家孟德斯鸠创立权力制衡的文明制恶是基于对人性深刻思考出来之伟大理论！”应该说，这是鄙视文化、鄙视知识的吴老豆在我的批判压力下产生的一个进步， ——承认理论对于制度变革的决定性作用。如此一来，吴的制度决定论就出现了自相矛盾。因为我们都知道，思想理论包含在文化这个范畴里，吴对孟德斯鸠思想的赞扬，实际就是对“荒谬的文化论”的赞扬。吴作为底层的民哲，当然不知道权力制衡理论的演变过程。首先提出这个理论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的《政治学》是在归纳整理了古希腊200多个城邦的政治体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社会学最基本的三元素——君主、贵族、人民。古罗马的西塞罗在其《论共和国》一文里形成了最初的权力制衡理论。中世纪是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主流的政治学理论是“君权神授” 。近代首先突破神学政治理论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后是J.博丹的《主权论》，接下来是T.霍布斯的《利维坦》。约翰.洛克在《论政府》一书中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原则，然后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修正为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第一个把西塞罗和孟德斯鸠的理论用于宪法制度的，是美国的建国先贤。从上述的政治理念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里面观念的突破与跃升是有着清晰的脉络的，这些过程与生产力、自然环境的变化关系不大，但是与人们政治经验的积累，观念的嬗变，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吴老豆所言的，制度是被有权者的欲望和利益决定的、与文化无关的理论站不住脚。真正荒谬的不是文化论，而是民粹主义的制度论。回到我的比喻来，欲望和利益就如汽车的发动机。自古至今人们的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越来越强（现代文明的刺激提升了人类的欲望），但是真正能使各国各民族的汽车行稳致远的不是发动机，而是转向、制动与油门调节这些装置，这就是文化，或说是观念形态的的文化，其内涵主要是价值观、思维模式与广泛的科技知识。制度与观念文化的关系，文化是制度得以产生的土壤，制度则能改变观念文化。要改变观念文化，首先要改变统治集团的观念，不换思想就换人。统治集团转变思想，才能进行制度的变革，但是新制度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好处，至少不能使多数人的利益受损，这样才能改变文化。我国在改开之初，每个人都是单位人而非社会人，离开了单位就没有了饭碗，由此形成了依赖单位、依赖组织的观念文化。改变这种文化不是先办学习班来转变观念，而是制度变革——打破铁饭碗，大家一起下海。现在，不能说中国没有了单位观念，但依赖单位、依赖组织的观念已经不是主流了。制度是如何产生与改进的？当然离不开欲望和利益，但欲望和利益只是汽车的发动机，不是全部。决定性的则是构成转向、制动这些装置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其中正确的观念、真理性的观念，是最稀缺的，最不稀缺的则是欲望和利益。本文主题是讨论制度与观念的关系，探讨为何是观念比利益在制度的产生和改进中作用更大的问题，还未涉及观念与利益的关系。观念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展开。再强调一下，本人并不是与吴老豆个人有何过不去，而是借吴老豆作为阐明我的文化决定论的一个解剖样本，属于借题发挥。这一点也希望吴老豆能理解。202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