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贫穷女孩，考进北大后，差距让我自卑

我是贫穷女孩，第一次坐飞机紧张到发抖，考北大后，差距让我自卑撰文/周清（化名）我叫周清， 23岁，现在在北京大学读研二。前阵子听说很多重点大学的学生在网上组建了一个社交圈，名叫“985废物引进小组” ，我也去浏览了一下。组里很多人以“小镇做题家”自居，觉得自己不过是考上了好学校的穷学生，除了会做题会考试，没什么优势和值得骄傲的地方。看完帖子，我发现这些人的成长经历跟我差不多。我们都出生在小地方，家境极其一般，靠埋头苦读考上好大学，却发现天外有天，会因为缺少资源和见识而自卑，对未来没什么信心......然而，就算是开玩笑，我也不愿意用“废物”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

疫情期间我在老家自习，手里拿着一本印有“北京大学”的笔记本。我1997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小城，父母都是底层打工的，家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最拿的出手的就是我的学习成绩。我从小学习就很好，高考考上一本大学，考研又去了北大，算是整个家族第一个“读书人” 。但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多曲折。记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县里实行“按片划分”的择校制度，家里有“门路”的同学都想办法去了重点中学，而我这个年级第一，最后却只能去离家几百米的一所三流初中。对于我这种所谓的好学生来说，三流学校当然不算“净土” 。校园里不学无术的人很多，抽烟、喝酒都是小事，有人被派出所抓，有人乱性，还有人上学带着刀。在这里，成绩好的标准指的是能考上高中，而不是只能去职高和中专。不学习的人多到什么程度呢？教室里的座位有六七排，但老师只管前两排愿意学习的人，至于剩下的那些学生，没责任感的老师会认为和自己无关，有责任感的也只能是有心无力——无论是哪一种，促成的结果都一样，那就是任由这些年轻人奔向一个前程未知，将来很可能会被现实拷打得直不起身的命运

初中的教室，很多差生会把书摞在桌上，不是为了学习，只是为了睡觉和玩手机不被发现。学校没有塑胶操场，也没有足球场，有的只是一片铺满碎石、一跑起来就尘土飞扬的空地，但凡鞋底薄一点，走在上面就硌脚。空地上唯一的体育器材是两个锈迹斑斑的篮球架，架子上只有球筐，没有网兜，男生们照样玩得不亦乐乎。因为没有操场，学校省去了运动会和本该每周举行一次的升旗仪式。教室也是不够的，总有一个年级要搬到其它学校，蹭别人的教学楼上课。

在我毕业后，学校终于修了操场，楼依然只有前排的这两栋，后面那排是校外的居民楼。资源匮乏的环境下，好像一切“没有”都能形成相映照的关系。比如学校没有讲座、比赛和节日庆祝，同时也没有礼堂——你可以理解成因为没有这些活动，所以不需要礼堂，也可以理解成因为没有礼堂，所以举办不了这些活动。但缺少课外活动并没有让学生们一门心思做功课，只是培育出了大批成绩不如意还毫无爱好与特长的学生。有些老师的水平也是一言难尽。记得中考完对答案的那天，我查看三道错题的标准答案和结论时，以为是我记错了知识点，后来翻书上的笔记才发现是老师讲错了。那几个类型的题老师讲过不止一次，但每次都是错的。报志愿的时候，班主任生怕本校的高中部招不满人，让我们所有人都要在志愿表上填写本校。还好，我被第一志愿的重点中学录取了，但差几分的同学就没这么幸运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老师是不能逼迫学生报志愿的，我们完全可以举报，但当时就是没有人举报，也许根本不知道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整个学校匮乏而封闭，在我看来，已经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恶性循环中。

我所在的高中教室，大红色的励志横幅是班里的标配。由于基础没打好，再加上发挥失常，我与重点中学实验班失之交臂，只去了普通班。班里的同学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成绩还可以的，但家境一般；另一类就是成绩差的，花了几万块钱择校费才进来。我们普通班的大部分任课老师都是大学刚毕业的新手，所以我特别珍惜化学课，只因听说那个老师“带的是好班” 。可高兴了没一个月，化学老师就去教别的班了，至于什么原因调走，班主任没有解释。后来我努力追赶，终于把学习成绩提上来一些。高考出分后，我的成绩在班里排第三，除去个别在校外补习文化课的艺术生，全班考上一本的只有三个人。最终，我被一所普通一本院校录取。大学在我从来没去过的南方。爸爸妈妈想让我坐一次飞机，于是十八岁的我有了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几天之后，是第一次乘地铁。飞机起飞、地铁运行时有晃动，我被吓了一跳，浑身打颤。正是那一颤和父母紧抓着我的手，让我时隔多年后每每忆起，总忍不住泪流满面。分页标题

这是大学里的研究生宿舍楼，看上去很气派。像我这样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上了大学就意味着要学会自己挣钱。从大一开始，我就参加了勤工俭学，任务是每天上午和下午下课后留下来打扫教室，一个月三百块。我从不乱扔垃圾，以为周围的同学们也一样，但满桌斗的垃圾颠覆了我的认知。每天两次，一周五天，我要扫地、拖地、擦黑板，所有活干完匆匆赶到食堂，菜已经剩不了几种，饭也是冷的。背后的委屈，我只能一个人藏在心底。每次放假回家，我为了省钱，都会坐一天一夜的火车。算上从学校到火车站、在车站等车的时间，还要再加半天。有时我只买一桶泡面就出发了，在车上也不买什么东西，因为价格往往贵几块钱。爸爸妈妈总会去接我，走的时候也一定会把我送到车站。他们的“装备”从来没变过，妈妈总是带着吃的喝的，怕我路上饿了渴了，爸爸会穿着他唯一的一套西服，再配上唯一的一双皮鞋。

这身西服我爸爸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在过年和接送我的时候才穿。在学校里，我是经常抱着书读的那一类，但这在尚未收获果实的漫长岁月里让我与他人隔开，甚至越是阅读，越是孤独，越缺少与外界的沟通，越沉默。也许在别的同学眼中，我看起来有些孤僻。当她们说收到了同样来自名校的发小的礼物，我心里会咯噔一下， “这是我所没有的。 ”有人说高考前得到过北大学姐的祝福，我心里又咯噔一下， “这也是我所没有的。 ” 后来，我在小卡片上写下来了鼓励自己的话， “静下心积蓄力量，你想要的都会有。 ”一旁是“沉默前行”四个大字。

本科宿舍里贴在墙上的小卡片。我的成绩在班里只算中游，而且学校不是985、211高校，并不提供保研资格，所以我很早就有了考研的想法。在我们这种普通一本院校，大部分同学考研都选的是本校或者排名靠后的211高校，但出于对目标专业的热爱，我决定三跨（跨地区、跨学校、跨专业）报考北大。所幸，爸爸妈妈一向很尊重我的选择，每次通话，电话那边都是鼓励。在一年的备考时间里，我拿出了比备战高考更多的努力。同一间自习室的人都知道，我往往第一个到达，最后一个离开。每天我到图书馆的时候，自习室刚开门；晚上要回宿舍的时候，保安大叔已经在关各楼层的灯了。经历过一想起来就忍不住要哭的煎熬，我终于成为那年全校唯一一个考上北大的人。

考研用书足足装了有四个这样的箱子。2019年的夏天，我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喜悦又来了一波。上一波是在录取名单公布后，再上一波是在得知初试成绩后。它像是迂回的海浪，不断冲刷着我，那种感觉像做梦一样。顾不得老人家睡得早，爸爸连夜给爷爷奶奶打了电话，换来的是爷爷的语无伦次，直说“祖坟冒了青烟” ，以及奶奶的一宿未眠。本来我不打算声张，但既然已经有人打听到，我觉得不如发一条朋友圈直接说明。于是，朋友圈炸了——看着点赞的人数不断上涨，我有一种没来由的恐慌。以前我习惯了在朋友圈自说自话，大肆铺陈细碎的悲伤和快乐，始终和列表里很多朋友保持着一种默契，彼此不来访、来访不留痕。但在考上北大之后，这种默契被打破了。

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得到它太不容易。这显然是一起标志性事件。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准确来说，这在我考上大学时就实现了，这一次相当于读书人的地位得到了巩固。此后逢年过节家人团聚的日子，爷爷和其他长辈都会夸奖我，夸奖时还带着他们父辈的记忆：“这要在以前，就是状元啊。你知道状元吧？进村要黄土铺路，清水泼地。 ”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标签” 。走到哪里，凡是有知道我背景的，都先来个介绍， “北大”两个字一拎出来，旁人准会发出啧啧的感叹，有的长辈哪怕不知道我其他任何情况，也不忘教育孩子要向我学习，同龄人则叫我“学霸”“别人家的孩子” ，通常再加上别的好奇：“你大学在哪儿上的”“你高中在哪儿上的”“考了多少分” 。在他们看来，我是北大的，已经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

2019年9月，北大新生音乐会，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到北大之后，先是一波新鲜感，之后的我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我发现自己在学习之外没有任何特长，而这里有特长的人数不胜数。有人是省级运动员，有人从小跳舞，有人玩摩托，考过钢琴十级有一大堆。学习对他们来说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我而言则几乎是全部。意识到差距后，一并出现的还有各种消沉情绪：焦虑、惶恐、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我曾偶然认识一个学弟，常常光顾他的朋友圈，每次光顾都意味着瞳孔放大和神经绷紧。我们的共同点是想拍片子，他想做导演，而我希望能有部片子作为人生纪念。差异在于，他有启动资金，能够为获取灵感到处旅行，飞到国外取景，看各地的电影节，而我什么都没有。浏览他的动态时，我的手机屏幕会亮很久。光线熄灭后，我只能在黑暗中安慰自己：没关系，间接的获取信息也是获取，而且成本只是拍片子的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阿凡达》和《来自地球的男人》同样出色，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也很好。分页标题

家境好的同学会背几千甚至上万的包，我的包是98元买的，已经背了五年，真的很耐用。以前我只知道，与优秀的人共处，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和品质。后来我才知道，和优秀的人共处需要一颗强大的不卑不亢的内心，以免被过大的差距打击到。每次看到同学在朋友圈晒的品牌镜头、上万块的风衣，我就会想到家里：爸爸的手机买来时不到800块钱，一用就是四年，哪怕只安了四个软件，运行起来依然很卡；妈妈常穿的裙子是我送她的生日礼物，不到70块，已经穿了五年；家里的家具大都是爸妈结婚时买的，有深深的年代感，茶几抽屉的把手坏了，厨房的天花板今年开始落白色碎屑，房门开关时都会发出响声，就算紧闭也会随风摇动。

我家现在还在使用的橱柜，蓝色的漆皮已经快掉光了，露出了光秃秃的木板。爸妈早已习惯了勤俭持家，甚至有时候会过于节俭。两年前的一个暑假，我提出买一个饮水机，不然烧水太不方便、壶底还有一层水碱，反映了几次，妈妈终于带回一个来，还不忘抱怨， “就你娇贵，我们用烧水壶就行。 ”

坐在家门口的姥姥姥爷。听老教授讲课时，我时而走神，会想“如果他们是我的爷爷、我的姥姥会怎么样” 。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尤其姥姥姥爷，他们种了一辈子的地，落下一身疾病，因为支付不起昂贵的治疗费用，只能用一把老骨头和疾病进行硬碰硬的对抗，忍着疼痛忍到麻木。他们没有手机，只有一台通话经常被迫中断的老电话；一辈子没有出过山西，前两年在北京待的三四天是他们70年来的第一次旅行；饭桌上几乎没有荤菜和水果，天天摆着土豆和豆角，因为土豆便宜，豆角是院子里自己种的，不花钱。对比北大讲台上的老教授——他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十分健谈并且有得谈，思维不比年轻时迟钝，甚至加上了岁月沉淀之后比从前更深沉睿智——我的姥姥姥爷总是沉默，他们过早苍老，习惯了无话可说和无能为力。在北大读研的这一年里，我见到了无数的风景，每次一有新鲜的见闻，我都第一时间告诉家人和老友，算是有意识地为他们开一扇可以看到远方的窗户。

这是今年夏天拍的，姥爷在公路旁摆摊卖葡萄，全天营收35元，没有算成本。而我在看到更大的世界的同时，也会局促不安。朋友圈列表扩充后，我眼前一下子冒出了很多看不懂的东西。就算是同专业的、同班的同学，动态中也时常有我不曾了解的词汇和知识点，这让我为自己的知识储备感到担忧。忙于课业的同时，其他人可以做许多别的事情，最后的考试成绩反而比我还好。他们还有更漂亮的外表、更开阔的眼界、更多的朋友、更丰富的经历。总之，在一切看得见看不见的标准上，他们都像是我可触而不可及的憧憬。

这是我参加学校长跑活动时的衣服，跑步不算是爱好，只是觉得有必要锻炼，毕竟这是最便宜的健身方式了。我能力有限，还总想要帮助别人。一方面是我对困苦的人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则是盼望福报。北大有一个献冬衣的活动，学校负责搜集来旧衣物，由我们送给有需要的人。报名的同学大都拿一件衣服，有的两件，我想也不想填写了“四”——我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哪怕四件也算少的。除了捐衣服，我还会在网上每日捐款5块钱，捐款前仔细核对每一个项目，生怕捐给执行不透明的机构。有时，我会为受捐者的遭遇叹气，有时则愤然退出界面，另外选择渠道，那是在我觉得拟捐赠物品比我从前用过的好太多、根本没必要的时候。

这是一位接受我和同学捐赠衣物的老人。物质之外，亲身经历让我更在意教育本身。记得考研前学习紧张，我总喜欢走在路上的时间来听资讯、看新闻。有一期电台节目讲到，贫困地区的孩子观看成都七中的网课视频后成绩大幅度提高。我深受感动，上考场前一天发誓：“如果能考得上，我一定去支教” 。虽然我并没有做老师的打算，但支教的性质是不同的。我深知教育资源多么不均衡，而教育又是多么重要，能以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力量影响人的一生。我想要让落后地区的孩子看见远方，而不只是盯着脚底板下的一小块土地，想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爱好、特长、可能性，而不只是围绕着贫穷打转。我想要他们看见世界是像大海一样，瑰丽神奇，辽阔广博。

这是朋友帮忙拍的近照，我以前很少自拍，更没有尝试过这种艺术照。不久前，我听说北大的学生去教育机构当老师可以拿到几十万年薪，虽然我很想拥有这笔钱来出国留学，但这种锦上添花的事我还是不太能接受。明年就要毕业了，未来的路我还没有想好，或许会找个边境地区先支教一段时间，去完成之前许下的愿望。记得当时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快递电话时，我正在听逃跑计划的《Chemical bus》，歌里唱着：“I have a dream and I""m making it beautiful.” 撂下电话，我是一路冲过去拿快递的，一边跑，一边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拖鞋都跑掉了一只。快递员特意穿了大红色的T恤， T恤上是一行字：“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