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丹凤|苏云龙：《远去的矿山》：一部有价值的小说

_本文原题：苏云龙：《远去的矿山》：一部有价值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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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丹凤|苏云龙：《远去的矿山》：一部有价值的小说】
东篱是一位充满批判意识和担当精神的作家。她的《远去的矿山》、《香》、《婚后不言爱》等小说作品，为底层人民代言，以写实主义姿态揭示时代症结和社会隐痛，笔法斩截，境界阔远，浸透着对弱势群体命运的浓烈悲悯和关怀，读来令人动容，从而也引发了众多读者的深深共鸣和口口相传。《远去的矿山》是东篱的第五部小说，以矿工这个独具铜川特色的人物群体为表现对象，描绘出一幅真实、鲜活、残酷、厚重的生存画卷，同时也在在铜川文艺作品的高原上，树起一座高峰。
仔细探究，可以发现《远去的矿山》对于当代文学，对于铜川这座城市，都具有非凡的价值。
对当代文学而言，《远去的矿山》的价值首先在于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它以自身有限的体量，举重若轻，贡献了数目庞大的中国底层典型人物“群像” 。关注底层人物生存并塑造底层人物典型形象的作品为数不少，但塑造数目如此庞大（近百人）、形象如此鲜明各异的底层“群像”的作品，则不多。作品中，作为主人公，赵忠孝的善良、懦弱、担当、正直，袁秀英的粗俗、冷漠、坚韧、宽厚，霞的美丽、勤劳、单纯、软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自不必说。第二层面的诸多人物，如“我”的孤独、敏感，大姨的通达、坚强，黄万成的大度、勤恳，肖甫光的智慧、练达，王国民的猥琐、阴险，老黄哥的善良、知足，徐碧虹的狡黠、急功近利，二红的好学、明理，辣子的本分、认命，这些人物的辨识度之高，使得读者很难将他们混淆。甚至一些龙套式人物，虽未做深入描摹，但仅仅某时某处几句简单的勾勒，其形象就活灵活现地浮现出来。如大山妈在教育子女方面的糊涂和爱戳是非的特点，俊玲妈的爱贪小便宜，雪梅妈的老实，雪梅爸的一根筋，甚至小天成的倔强。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默默无闻的老黄婆在雄娃父母来寻事时，拿一根大木棒噼噼啪啪敲打梧桐树，并伴着口诀般的叫骂的情节。这段描写极其出彩，将这个老太太的刚强和手段表现得可视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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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在《远去的矿山》中的呈现始终是自然而然的，不拥挤，也不突兀，就好像每个人都长久地隐没在舞台周围，需要他出场了，他就向舞台中心跨越一步，瞬间绽放出光彩。东篱构建人物关系的方式，并非线性的故事推进，更像是网络状的图景描摹。以他喜欢的作家余华、刘震云的作品为例，如果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这些描写底层人物的作品，其中大多数人物只是由主人公命运主线串起的人物“项链” ，那么《远去的矿山》中人物就更像是纠缠在一张起伏不定的生存环境的“大网”中，这张大网纲目纵横交错，挣扎其间的人物数量相对而言呈现出几何倍数的增长。作者所要做的，只是在这个网络的“面”上，随机选择她所想描绘的“点”来呈现。随着这张“网络”面积的铺开，随时随处，就会出现一个“点” ，就会出现一个极其鲜活生动的人物。近百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在一张“大网”中随机呈现，东篱塑造人物的能力不可谓不强，尤其难能可贵是，她钩联人物的方式并非一般小说所采取的简单的情节串联，也非《儒林外史》式的松散游走，更非《米格尔街》和《骑兵军》藕断丝连式的独立串接，而是属于《红楼梦》式的网络编织。分页标题
《远去的矿山》的人物塑造还具有众声喧哗的“复调”特色。 “复调”本是交响乐中多声部同时演奏、互不相涉的音乐模式。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发现其在文学作品中也展现出了“复调”式的音乐属性，这种音乐属性集中体现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中，就是主人公们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各持论调，互不相让，拒绝理解，难以沟通。 “复调”式对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它的本质是人们各自的意识局限和本位主义。《远去的矿山》中，赵忠孝与袁秀英虽然共度一生，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理念都不属于同一声部。夏红与二红，他们的发声也不在同一声部。夏红好像是母亲那一声部的，但她又好像仅仅是一缕浅浅的和声；二红好像是父亲那一声部的，可她迸发出了属于自己的铿锵。袁秀英解救被捆绑的霞时，她那一记高音，是大山妈俊玲妈们完全无法相和的，而肖甫光为工友们料理后事发出的激扬之声，更是所有声部里最为高昂动听的旋律。至于徐碧虹与她的街坊邻居们，她们的声部就更加难以协调。在小说中秦州这一张网络化的场景中，人们纷纷登场，一一发出自己的声音，人物愈多，声部越杂，众音齐奏，众声喧哗，而万千世相、人情人性，就在这喧哗的“复调”中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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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矿山》对当代文学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的“史骨” 。并非说以小说形式为铜川矿工树碑立传，它就具备了“史骨” ，从这个层面上讲，它最多算是具备了“史貌” 。这里所谓“史骨” ，是从董狐到司马迁再到杜甫的那种秉笔直书、真实记录、不遮掩、不避讳的写史风骨。它是写史者的真正骨气和脊梁。东篱正是以这样一种风骨来写，对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不刻意美化或丑化，只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处理，故而读来觉得客观、实在、可信。《远去的矿山》正是以这样一种史家态度，真实记录了铜川矿工群体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人生际遇和周遭生态。这种际遇和生态，作者本身就是亲历者，有着无尽的自身体验资源可供提取，比如那些融在血脉中的生活细节，比如那些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最本色化的矿工语言。这些细节和语言如此丰富、饱满、剔透、鲜活，局外之人仅凭想象根本难以落笔，更不用说写得如此绚烂多姿。单就这个层面来说，《远去的矿山》其实比《平凡的世界》走得更远。同时，我也生出一种猜想，《远去的矿山》创作的最初目标，可能在于记录那时那处那段历史。作者截取了几个主要人物开始记录，然而在记录的过程中，那些记忆深处的人物却一个个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地在笔端涌现，让一个着意记录历史的过程同时成为成功树碑立传的过程。
东篱的小说语言粗粝简捷、富于力度，为《远去的矿山》中人物的成功刻画和矿工生态的传神描绘增添了活力和色彩。同时，她又具备熟稔的叙事技巧。比如， “我”“母亲”“远去的矿山”之间的情感关系，显然是小说的一条主线索，然而小说对“我”身世的揭示，则在我对远去的矿山的敌意和我在远去的矿山家中的成长等诸多描述之后才迟迟交代，这种延宕，能够充分调动读者的注意力，提升读者的期待，同时也便于在结构上实现艺术的再调控，生成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节奏。
《远去的矿山》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整体呈现上，就稍显散漫，其收拢程度、紧实程度方面，还可删繁就简，将叙述的水分捏一捏，这样形式上就会呈现出一种与表现内容相互辉映的力度。另外，语言的纯度也可优化，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可以处理得更统一一些，以语言的炼金术强化内容，锐化形式，达到形式内容的高度和谐。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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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文化是铜川这座城市的重要文化基因，或者说，矿工文化是铜川人共通的心灵密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远去的矿山》的写作是对铜川文化基因的一种追寻，是对铜川人心灵密码的一次破译。它对铜川城市文化来源的求索和拷问，对矿工群体的树碑立传，对矿工群体生存际遇和周遭生态的真实记录，让它在铜川文化长廊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孤绝而立，傲视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成为铜川矿工文化和矿工题材文艺作品中殊难逾越的高峰。后来人再写矿工题材，必会生发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
东篱其人其文，始终关注底层且充满个性，这让我想起卡佛甚至布考斯基。东篱对于文学近乎偏执的追求和坚守，尤其是她对于文学的那种类似献身和殉道的精神，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引起一些人的不解和非议。我却认为，这正是她最为大写的部分和最值得人尊敬的地方。京剧行当中，有句话叫“不疯魔不成活” ，形容演员对角色的忘我痴迷，不管不顾。
东篱这样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远去的矿山》这样的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苏云龙，男，陕西黄陵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有作品若干发表于《朔方》《新诗大观》等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