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深圳“拓荒”往事

40年前的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获批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自此，这个原本叫“宝安”的县城，迎来了新生！39年间，深圳迎来了巨变，从“小渔村”到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19年8月18日，深圳再次进入世人的眼中，这一次，深圳将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任。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深圳靠着“敢闯敢试”激发了创新活力，靠着“敢为人先”创造了“中国奇迹”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9周年之际，新京报采访人员专访了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共同回忆那段“拓荒”往事。2019年8月22日，深圳前市委书记接受新京报采访人员采访。新京报采访人员逯仲胜摄【综述】深圳改革的拓荒者1990年12月，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的厉有为结束对罗马尼亚一个合作项目的访问，刚落地北京，被告知中组部要找他谈话。“我之前一直在地方和企业闷头干事，从没进过中组部的门。当时一进门，中组部部长就说要把我调到深圳特区工作。深圳特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啊，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甚至特区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但厉有为还是服从组织安排，一周后“稀里糊涂来到了深圳” ，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1990年，深圳已成立特区10年，但当时正处在巨大的争议中。厉有为回忆，当时很多人指责说“深圳姓资不姓社”“深圳就剩下五星红旗挂在那儿，其他都变颜色了” 。刚到深圳的厉有为面临巨大的压力，好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改革开放路线要100年不动摇” ，深圳的改革开放得以继续推进。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时任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开始探索完善深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据深圳前副市长张思平在《深圳奇迹》一书中的记载，在这一时期，厉有为领导和直接推动了深圳市产权制度改革，把财产占有社会化作为产权改革的总方向，为深圳市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产权改革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厉有为还率先在全国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新型政府进行大胆的探索；此外，厉有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体系和形成市场经济的四大机制（后来完善为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和五大机制）。如今，深圳已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创新型城市，诞生了华为等一大批世界级高科技公司，而这得益于厉有为在任时力推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1995年深圳市的党代会上，厉有为提出“二次创业”的想法，力推深圳发展高端服务业、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他还力排众议拍板在南山划出11.5平方公里的土地，提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如今，深圳南山已被称为“中国硅谷” 。改革就是破旧立新，厉有为的改革之路曾遭遇重重阻力和压力。在退休时，他写了一首名为《血路》的诗，记述他以拓荒者姿态投身改革开放的种种心境：风口浪尖弄潮头，改革必伴热血流；血路杀得伤遍体，夕阳染红孺子牛。这首诗也是深圳改革大潮中的拓荒者的心境。吴南生、梁湘、李灏、厉有为等深圳的拓荒者们，在改革的浪潮中冲破旧体制、探索新体制为深圳发展探路，也为中国从计划经济突围、向市场经济转型探路。他们创造了历史，并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这将被时间铭记。【对话】发展市场经济，政府首先要培育市场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如今来看，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最为瞩目，原因是什么？厉有为：确实在五个经济特区中，深圳发展得最成功，原因可能有几方面。第一，中央和党的正确方向、路线是根本。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让深圳进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试验。第二，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发展市场经济时，我们始终把握一个有机的链条：首先，政府培育市场。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政府必须首先做培育市场的工作，市场主体需要什么，政府就培育什么；其次，市场解放政府，在全国率先减少行政审批，由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政府全面配置资源转变为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再次，政府解放企业。政府取消了企业的主管部门、行政级别、经营范围限制，取消了由政府决定企业待遇，转为由企业经营效益等指标决定企业职工待遇；最后，市场经济改革的落脚点放在解放企业的生产力上，探索和建立了市场经济十大体系，五大运行机制。其中，十大体系中的社会分配体系进行了财产占有的社会化改革。市场经济试验容易产生两极分化，如何避免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这就要把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发展为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现在看，正是财产占有的社会化改革，使得深圳人的财产占有比较合理，现在深圳的基尼系数为0.39左右，基层的群众都买得起汽车了。我还想强调的是，在广东、深圳，广大的外来劳务人员创造了今天的深圳，为改革开放建设贡献了力量，但他们还没享受到一些城市居民应该享受的、在民生保障方面的权利，下一步改革开放要重点关注社会财产占有和分配、人群之间关系和社会和谐等问题。第三，注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深圳已被人称为中国的硅谷，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创新型城市。第四，形成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 1992年，深圳特区获得立法权后，打破按不同所有制立法的老框框，按企业组织形态立法，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合伙公司条例等，给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此外，深圳还在全国第一个设立了保护外来劳务工条例，保护广大劳动者的权益。自获得立法权至今，深圳共制定法规228项，其中先行先试类110项、创新变通类58项，这两类法规占制定法规的74% ，有力保障了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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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革发展期间，厉有为等在研究大鹏镇、南澳镇的发展规划（翻拍自厉有为提供的资料）。高科技企业应学习华为专注主业不断创新新京报：深圳已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创新型城市。深圳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由你提出并主导，当时怎么想到朝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发展？厉有为：建特区初期，由于没有条件，吸引到深圳投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大多是产业链末端的、附加值低的甚至是污染环境的企业。这些企业无法支持深圳的可持续、高速的发展，还破坏生态环境。于是，市委市政府决定坚决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在城市规划修编中确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把深圳建设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二是把深圳建设成区域性金融中心。于是，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三来一补”企业，要么转型升级要么退出深圳，实行“腾笼换鸟” 。这项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阻力很大，比如这些所谓低端的产业是我们当初请过来的，现在让人家淘汰掉。当时这一改革也损害了个别村民的利益，当时有村主任联名给省委写信告状，说我破坏安定团结。好在当时在省委领导谢非同志几次来深圳调研后，省委决定支持我继续推行产业结构调整，并决定在深圳召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场会，并把这一经验从深圳推广到广东其他地方。新京报：总结来看，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崛起的因素有哪些？厉有为：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重视人才。当时我们实行两手抓：一手是从长远着眼抓教育，招聘教育人才、提高师资待遇，创建深圳大学、深圳高级职业技术学院。另一手是到市外、国外去招聘人才。 1992年我率团到美国几个著名大学去招聘，那是我国第一次到海外招聘人才。现在已有近12万留学归国人员在深圳创业。二是建立科技市场机制，这部分前面已经说了。但要强调的是在市场调节不到的地方，由政府来调控。政府围着企业转，只给企业提供服务，而不干扰企业发展，不向企业索取这要求那。以华为为例，任正非创业初期，团队只有十几个人，当时他们有技术有产品有市场，就是没有资金，贷款又没有担保、没有抵押。我组织调研后，建议市建设银行行长惠小兵去华为调研，惠行长决定给华为3000万元贷款。当时任正非引进人才，我们人事局、住宅局等都为其提供了帮助，科技局更是全面围绕华为进行服务。三是大力推动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持有股权，形成了企业内部强大的动力机制，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在深圳90%以上的高科技企业实行科技人员持股。四是奖励创新，推动研发，保护知识产权。五是进行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的大调整。在南山区建立高科技产业园，园内有吸收国内名校的研发机构和孵化器。在坪山、坪地两镇设立龙岗大工业区，特区内不再摆大工业项目，只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研发机构及金融等高端现代服务业，现在这个目标完全实现了。新京报：中美贸易摩擦给深圳高科技产业带来的影响多大？如何应对？厉有为：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带来一定影响。但美国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现在的形势是愈挫愈奋，愈挫愈强，从这一点看，特朗普是在激励我们。我认为，深圳的高科技企业都应该学习华为现在的做法。华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无人区” ，但华为仍然在往前冲。华为没有去发展房地产等主业以外的产业，没有说哪里赚钱就往哪里发展，而是专注在信息技术产业。你看华为一年的发明专利逾万件，占深圳全部发明专利的一半以上。总之，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深圳的高科技企业要在主业上发力，增加投入，不断创新。同时，对于政府来说，要继续做好为这些高科技企业服务的工作，要为这些企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帮助、鼓励企业克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