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的改革也必需民主宪政和共同富裕

供给侧的改革也必需民主宪政和共同富裕——读吴敬琏《结构性改革是制度改革不是政府调结构》有感丁礼庭最近读了吴敬琏先生《结构性改革是制度改革不是政府调结构》【1】的文章，吴敬琏不愧为名不虚传的“吴大师” ，把当今中国客观的社会问题、经济环境、发展方向和改革措施谈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一篇好的文章总能激发起读者无限的遐想，本文的宗旨就是把我被吴大师文章激发起来的遐想与读者共享。先让我们顺着吴敬琏先生的文章来理顺当今中国改革的客观环境和现状：吴敬琏先生说的不错，以往我们总是遵循凯恩斯的理论思路，从需求方面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消费、投资、外贸顺差三驾马车，顶多再加一个资金流入顺差。但目前我们遇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经济下行的发展趋势，其根源就是消费严重萎缩。以往我们都依赖扩大顺差和增加投资来填补消费萎缩的窟窿。但当今中国遭遇全球性经济萧条，已经无法大幅度扩大、甚至很难保持以往的高额外贸顺差；在投资方面，当今中国又遭遇投资效率递减，以及前期大量投资进一步创造的供给，结果就是面临严重的供给过剩。结论就是继续从需求方面入手，再依赖扩大出口、增发钞票、加大投资的老办法来解决现实问题，那我们就死定了！于是吴敬琏先生提出了从供给方面着手分析，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所谓供给侧分析，就是投资、劳动和效率三驾马车，其中的关键是提高效率。（在这里我必须额外指明的是，其中的“劳动” ，主要是指劳动的数量、是指劳动量的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功效。）那么如何提高效率？就供给侧投资、劳动和效率来分析，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以往依赖引进外资和扩大投资的办法已经因投资效率递减而效率递减，以往依靠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办法已经因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而效率递减，以往以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老办法，已经因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而效率递减。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找到提高效率的新的驱动力量。新动力是什么？吴敬琏先生的答案就是“创新” ，就是通过创新来提高效率。那么创新力量从何而来？吴敬琏先生的答案就是：唯一出路就是依靠改革。改革能不能实现转型，能不能提高效率，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来。那么如何改？找遍吴敬琏先生的的文章，直接涉及改革目标、内涵的答案，就以下几条：首先是结构性改革。我国在2000年已经宣布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这种情况下的体制改革就是做结构性改革。什么叫结构性改革？就是对于某些制度构架和政府的监管构架进行改革。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的弊端。结论就是：是改革制度结构，而不是政府调结构！这也就引申出吴敬琏先生文章中强调的另一项改革主题：要彻底改变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状况，有效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机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取缔政府在市场中的一切行为？吴敬琏先生说的非常清楚明白：三中全会说了，两个（指市场和政府）都要发挥作用！要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这两者又如何把握定位呢？吴敬琏先生的分析是：传统的政府行为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当今政府和企业都出现了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偿债困难，所以大家都以现金为王，人们即使有了钱也要保持钱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之下，货币政策没什么用。货币政策你给了他钱，他也不会投到实业里去，他一定会找那种流动性强的、容易跑的，说跑就能跑的那种地方，比如说股市。所以在发生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主要用财政政策。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实就是赤字政策。但是扩大赤字，即提高财政政策的力度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增加财政支出，一个办法是减少财政收入。中国的官员都喜欢增加财政支出，但是由政府去付钱，不管是投资也好，去补贴也好，效果一般都不好。吴敬琏先生认为主要的方法不是说不增加支出，比如社会保障的支出，比如基础教育的支出要增加，等等，但是当前主要是减少财政收入，主要的是要给企业和民众普惠性的减税。另一重要原则就是资源配置必须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去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所以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有些事情是不能干的，不能够直接地组织融资，不能直接地操办项目、不能继续增加政府投资，不应该去指定技术路线；公开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竞争的环境。而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应该“有所为”的方面，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就是要提供公共品，比如说一个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还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教育和科研，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基础性的科研，是有外部性的，要引领性的企业很难去做，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去做。以上吴敬琏先生的分析论述都极其精彩、准确，极其有理。但事情并非就到此结束，接下来的问题是：首先，吴敬琏先生避开需求分析，是回避得了的吗？也就是从供给侧分析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够有效解决需求领域消费严重萎缩的根本问题吗？其次是仅仅吴敬琏先生的这些改革措施能够有效地解决当今中国的严重问题吗？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必需的改革内容？其三就是如何来保障吴敬琏先生指出的改革内容以及其他必需的改革措施得以有效落实？对于这些问题，在吴敬琏先生的文章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这就成为本文的宗旨！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需求侧消费严重萎缩的问题回避得了吗？消费严重萎缩的问题有可能通过供给侧的措施得到有效解决吗？我本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供给侧的改革理应创造新的需求、新的消费，但是，充其量也只能是解决需求的结构问题，也就是创造部分结构性新需求，其增量有限，远水救不了近火。在当今中国消费萎缩到只在GDP50%左右的客观状态下，仅仅依靠供给侧的结构性新需求，根本无法补填当今中国消费严重萎缩的巨大窟窿！也就是说消费严重萎缩的问题，是当今中国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如果消费水平不能恢复到正常的合理水平，中国经济永远走不出低谷！这是因为，依靠供给侧科技创新的新增效率，同样必须依赖民间消费的总量来消化、来兑现。而当今中国民间消费严重萎缩的根源，主要不是供给结构不合理的结构问题，主要是因极端的贫富二极分化、以及福利保障支离破碎，使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民众不得不捂紧钱袋子，而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理，掌握大量财富的少数人的消费量无法达到与其超高收入和超大财富相同的消费量。结论就是，如果不能通过共同富裕来促进大多数民众的消费能力，即使科技创新创造的新产品，大多数老百姓也消费不起！根本不存在足够消化科技创新的新产品所必需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总量！或者是供给侧改革创新的效率，不足以填补中国消费严重萎缩的巨大窟窿！在当今中国，不是凯恩斯的需求分析失去功效，而是传统的凯恩斯需求理论没有击中要害！凯恩斯扩大需求的传统方法就是上面吴敬琏先生指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它们只是从外部注入额外的需求量和消费量，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消费萎缩的根源——贫富极端地二极分化！也就是中国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理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治标——额外增加需求和消费，而没有治本——从根本上治愈引发消费萎缩的贫富二极分化的症结。当今中国要解决消费严重萎缩的问题，就必须消除贫富二极分化，从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着手，也就是必须通过民选工会介入劳资工资谈判，使劳动者能够依靠集团的力量，在劳动力市场上和强势的资本“公平竞争” ，使工资水平符合客观劳动生产率！并通过减少政府与民争利的投资来增加财政对福利的投入，使中国的福利水平符合客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所以，要彻底、有效解决当今中国的消费萎缩问题，就必须实现共同富裕。拿自由主义理论来说事，就是必须造就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而这恰恰就是共同富裕的本质性标志！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今中国极端贫富二极分化的根源就是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就是政治权力的集权化！要想有效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和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实现以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能有效保障吴敬琏先生上面提出的改革措施：才能充分激励创新功能；才能有效治愈政府出于既得利益而越权干涉市场机制、才能治愈政府与民争利的顽疾；才能效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当然也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有效地把权力关进笼子、有效制约集权腐败的不治之症；最终有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上面指出的第二大问题，吴敬琏在文章中点到为止，没有说完整、或者不方便说完整的改革措施！上面吴敬琏先生还指出，从供给侧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又依赖于创新，那么创新从何而来？创新离不开科技发展，而两者的主体，恰恰就是“人” ，创新首先是“人”的创新，离开人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创新，而且“人”又是科技的第一载体，科学技术必须通过人，通过人的实践，才能够转化为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里的“人” ，当然是指“每个人”和“一切人” ，就是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也就是必须提高全员劳动者的质量，即必须提高全员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才能够提高全员劳动者创新能力和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是必须以一定的财富消耗为前提的——要能够使占人口大多数的人都能够成为掌握科技知识的中产阶级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使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相对完善的、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教育，而长期的、完善的教育普及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需一定量的财富的消耗，于是目标又一次指向了教育福利、共同富裕和民主宪政的这些必要条件！再来分析上述第三个问题：如何来保障吴敬琏先生指出的、或者其它的改革内容能够有效实现？客观事实就是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而且已经成为制约其它一切改革措施得以实现的瓶颈，如果中国不能在以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获得重大突破，那么其它一切小打小闹的改革措施、包括上面吴敬琏先生提出的改革措施，都必然会寸步难行、必然会被集权既得利益群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都必然会重演“政策不出中南海”的悲剧！于是又回到那句老话：以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是保障吴敬琏先生文章中的改革措施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二战以来，全世界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一个客观事实，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有效保障，也是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或者说是工业化市场经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016年5月8日【1】：吴敬琏：《结构性改革是制度改革不是政府调结构》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0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