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与自由梦：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

中国情与自由梦：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北游独立评论今天以下文章来源于千字文华，作者先知书店北游独立评论思辨洞见请把我【设为星标】第一时间收到推送中国情与自由梦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文：愈嘉、先知书店店长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观察天文星象长达20年，写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天文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年的长度精确到秒以内。然而，由于第谷信奉“地心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始终无法对观测到的海量信息，做出任何突破性的解释。当他临终前把毕生的心血——海量的观测数据，交给关门弟子开普勒时，感慨地说：“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天文学上有开创性的成就......”身为第谷得意门生的开普勒，信奉的却是和老师截然相对的“日心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他将老师的海量观察数据，嵌入“日心说”的新范式中，短短几年，就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开普勒从此名垂青史，被誉为“天文立法者” 。 ——“范式”错了，信息、数据、史料越多，距离真知反而越远。 “范式”一词，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今天泛指某一学科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一不是“范式革命”的产物：牛顿力学彻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帷幕；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颠覆了重商主义，让人类历史迈入资本主义；哈耶克的“自发秩序” ，颠覆了乌托邦主义的幻梦，让人类从通往奴役之路上折返。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范式革命者，他不仅颠覆了200多年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还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学者赵晓说：“探索中国变革的出路，他一直走在华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 。 ”学者陈浩武说：“在历史再次陷入周期循环怪圈的转折点上，他的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他就是杨小凯——一位传奇而又悲壮的华人经济学家、思想家。 ▍重塑经济学大厦的新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重新解释了财富创造的奥秘：· 分工：1个10人的工厂，要比单人作坊的效率高出4800倍，分工越发达，专业化水平越高；· 市场：人们出于自利的行为，反而达到了利他的效果，造就了经济的繁荣。斯密进而认为，经济学的使命是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核心问题是分工和专业化。这一范式被称为“古典经济学” 。 1890年，阿尔佛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资源都是稀缺的，经济学应该研究如何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这一范式颠覆了斯密的“古典经济学” ，被后世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此后，经济学界的四大门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围绕“政府和市场，应该如何有效配置资源”这一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各派的基本观点如下图：然而，无论答案是什么，在现实经济中， “看得见的手”总有抑制不住干预经济的冲动，更何况“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的短期效果，非常明显，这更强化了人们对它的依赖。相反，不承认市场失灵，反对干预的奥地利学派，反倒曲高和寡，批评者委婉的说“太理想化” 。在“如何配置资源”这一范式中，主流经济学看似百家争鸣，结果却距离解决问题越来越远——全球经济频频爆发周期性的危机，而且危机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破坏性越来越大。直到杨小凯新的经济学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 ，即“斯密—科斯—杨小凯”框架的诞生。所谓“新兴古典经济学” ，就是运用最先进的数学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它比斯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古老，但躯体却更年轻，基本要点是：· 回归亚当·斯密的基本议题：杨小凯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资源配置”拉回到“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对应的议题——国民财富的增长。 · 注入“交易费用”的新鲜血液：杨小凯将诺奖得主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引入自己的新范式，将“成本”拓宽到产权和制度层面。 · 用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重建经济学大厦。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放弃“分工协作”而陷入“资源配置” ，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当时还没有诞生可以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 ，其雄心是可以分析所有经济学中的两难选择。因此，有评论者指出，杨小凯是直接可以和斯密对话的学者，他回归斯密，又超越了斯密。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解决两难问题的学科，自诞生200多年来，基本的趋势是不断地衍生分化，而每一种新的分科（枝），都只分析某一具体领域的两难问题，这种“分”的趋势，让经济学越来越工具化、技术化、模型化。杨小凯的新范式，紧紧锚定分工协作这一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用超边际分析的工具分析所有的两难问题。这正是杨小凯的雄心——让经济学回归源头，让经济学“分久必合” ，不再有宏观与微观之分。感兴趣的朋友，可阅读《杨小凯学术文库》，这里只简单介绍对分工与交易费用的分析模型。斯密时代，分工相对简单，交易费用问题并不明显。然而今天，一台智能手机，从研发、零部件生产到组装，动辄跨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上千个零部件。越是专业化的分工，对每个环节的成本也就越敏感，而各环节的成本，都和该经济体的制度、文化休戚相关。因此， “交易费用”主要来自制度环境，比如产权保护、法治、税收、城市化、国际贸易......按照杨小凯的新范式，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企业和企业家，政府对发展经济的主要贡献在于如何降低交易费用，即保护产权、减低税收、推进城市化和对外开放......杨小凯的新范式，震撼了许多被困扰在旧范式中，却一直在思变的权威学者。 1980年代，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茅老，在第一次听到杨小凯的研究框架时，便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而那一年，杨小凯仅仅是武汉大学的一名“临时工” 。 2002年，诺奖得主布坎南两次不吝溢美之词地向诺奖评选委员会推荐杨小凯：“杨小凯的经济分析框架，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然而，这一新范式，挑战的是西方两百年来，一直由欧美白人统治的主流经济学界，更不幸的是，杨小凯56岁罹患癌症去世，随着他的英年早逝，他开创的经济学新范式，逐渐被遗忘。近些年，《21世纪资本论》在全世界的流行，以及国内“产业政策之争”——传统的范式依然大行其道。 “范式英雄”注定是孤独的，这是先知的荣光，却是时代的悲哀。 ▍后发国家转型的新范式：制度转型优于经济变革有一种人，在世时已名满天下，但当他离世后，人们才发现他的价值和影响原来一直被低估。 2014年， “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祭”追思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经济学界精英几乎悉数参加，就连杨小凯生前最主要的学术论敌林毅夫，也不例外。与会学者陈浩武事后发表的《作为思想家的杨小凯》一文，提供了解读杨小凯的另一个维度，由此杨小凯的第二个新范式——后发国家转型的路径选择，以及后发劣势的洞见，再次引起广泛的讨论。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杨小凯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系统研究，总结了两种后发国家的“转型范式”（主要收录于《杨小凯学术文库》之《发展经济学》）：第一种：由政府主导，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即先发展经济，后社会转型。第二种：通过制度改革，建立自由市场制度，实现经济、社会的范式转型。德国长达百年的转型历史，为两种范式的优劣做了最好的注脚。 1871年，德国统一。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成了德国舆论中“邪恶”的敌人。为了赶超英国，实现德意志的民族复兴，德国人选择了第一种范式。短短30年，德国崛起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强国，并建立起一支上百万人的现代化陆军！这些好看的数据，让刚继承皇位的威廉二世误以为取代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时机到了，随即挑起“一战” 。结果，盟国倒戈、军队哗变、战争失败。德国投降后，被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彻底肢解。赫拉克里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同样的错误，德国却在短短60年内重复了至少两次。 “一战”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让德国的民族怨恨情结再次“发炎红肿” ，为了复仇，德国再次选择了第一种范式。 1933年，希特勒上台，喊出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复仇口号，开始推行纳粹主义，大规模取缔私营经济，疯狂扩军备战，重新“崛起”后的德国，再一次发动世界大战，德军兵锋极盛之时，版图扩展至大半个欧洲！然而，仗剑而生者，必殁于剑下。法西斯的罪孽得到了报应：二战后，整个德国沦为废墟，纳粹遭到清算，第三帝国的荣耀化为灰烬......第一种范式的威力不容小觑，它让德国在短时间内两度崛起；然而，危害也显而易见，两次世界大战，戕害上亿人的生命，战争对文明的破坏程度，触目惊心。二战后，德国被一分为二：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幸运的是，这次西德选择了第二种范式。 1949年5月，西德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拥抱现代政治文明。随后，在政治家艾哈德的主导下，德国恢复了自由市场，发展经济的权杖，从此交到了德国企业家手中。战后最大的经济奇迹诞生了。在战争的废墟上，西德重建了家园、解决失业、恢复民生，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如汽车、造船、相机、芯片、计算机等高精尖行业再次领先全球。然而，一墙之隔的东德，经济总量仅为西德的四分之一，科技落后了近20年，在两德分裂期间，有近30万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往西德。两种范式，孰优孰劣，德国民众用脚完成了投票。 1989年，两德统一。经过一百多年的血与泪，德国终于完成了范式切换。不过，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在《发展经济学》中，杨小凯总结道：后发国家如果只沉溺于“经济奇迹” ，无视制度转型，结果一定会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反噬经济成果，除了德国的例子，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再次说明第一种范式行不通......杨小凯将第一种范式的弊病概括为“后发劣势” ，并进一步指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 ▍超越“唯制度论”的新范式：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杨小凯20年前关于“后发劣势”的思考范式，如今已成为被验证的预言。然而，思考若仅停留于此，不过是回到“唯制度论”的原点。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清末的百日维新，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制。但是，被忽略的是：英国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制度安排，其观念地基是1215年的《大宪章》，英国的市场经济，其观念地基是斯密的《国富论》；美国的联邦制，其观念地基是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其思想源头，除了《圣经》，还有《五月花号公约》《联邦论》等。 1912年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地基。彼时，民国中央层面的制度框架初见雏形。然而，上至总统，下至议员，大脑里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比如，北洋军队曾一度公开表示， “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替袁大帅出力！”比如，很多国民议员，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侏儒议员，甚至还接连上演“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那么，观念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经验、理性，以及超验的信仰。比如，透过德国、日本，以及晚清洋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摒弃第一种范式，选择第二种范式，这主要来自理性判断。然而，即便是盛产伟大哲学家的德国，连续两次都选择了错误范式。这段历史再次说明，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须要寻找能够超越理性的新范式。再次提出新范式的，还是杨小凯。但悲壮的是，这次的范式颠覆，是在他被确诊为癌症的最后三年做出的。 2001年9月，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 。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 。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 ，这便是杨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这一范式，贯通了他创发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自由的经济秩序）， “后发劣势”（自由的制度）两种范式，而且从根本上跳出了“经济决定论”“历史阶段论”的宏大叙事。杨小凯不仅将国家兴衰的关键指向个体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将个体自由的边界，扩展到信仰的维度。因此，赵晓教授才说“杨小凯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和学界第一人” 。向死而生，薪尽火传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对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8岁那年，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让“杨曦光”三个字天下皆知，却也让他遭遇了十年牢狱之灾。在狱中他用常人无法想像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学习，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在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杨小凯再次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 1983年，费尽周折的杨小凯，远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深造，并于198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怪杨小凯说，普林斯顿四年，他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 · 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杨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而且再次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并撰写了数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杨小凯创造的最大奇迹，无疑是他在短短26年的学术生涯中，呈现给世人的三大范式革命，这是无数学者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 “中国向何处去” ，是他一生研究的母题。他对中国转型问题的深刻洞见，对“后发劣势”一针见血的预言，都能为我们在剧变时代提供思想力量。今天，是杨小凯诞辰72周年的日子。我们必须致敬杨小凯，为他的天才，为他的开创性贡献，为他的赤子之心，更为他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