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颖川陈氏与东汉党锢之祸

颖川陈氏与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陷入了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相互争斗诛杀,形成了外戚宦官相继交替专权、政治异常黑暗的局面。外戚、宦官和他们的党羽,在政治上干预选举。他们任人唯亲,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裁统治。察举制流于形式,严重地堵塞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而且掌管禁军,甚至自拟诏书,举兵作乱。经济上巧取豪夺,索贿受贿,大行贿赂,搜刮财货,兼并土地。生活上他们竟相奢侈,宦官的楼宇建设穷其技巧,多取良人女子以为姬妾,买苍头为子来传国袭封,连他们的狗马身上都披着刺绣。尤其宦官集团独揽大权,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更为强烈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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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东汉王朝日益腐败的趋势,正直开明的官僚士大夫,担心国家被宦官葬送,为了挽救东汉王朝的倾覆,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官僚大夫和太学生遥相呼应,官僚士大夫在前面冲锋陷阵,太学生在后面呐喊助威,猛烈地抨击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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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朝的鲤直派官吏还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公元年,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残暴罪行,侯参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勃其兄侯览,桓帝没有办法,只好免掉侯览的官职。在同宦官的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当属李膺,他复任司隶校尉后,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贪残无道,李膺率将吏捕张朔入狱,审而杀之。张让哭诉于帝,帝怒而召李膺入殿,责问为何不先奏后斩李膺据理力争,此后宦官都惧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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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集团的形成及斗争,触动了宦官集团的切身利益,引起了宦官集团和皇帝的不满和反对,宦官依靠皇权,向党人猖狂反扑,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残酷迫害,史称"党锢之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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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起因是李膺杀了豪强张成的儿子。术士张成懂得通过观察天象来占卜吉凶等迷信巫术,他以此与宦官交往甚密,连桓帝都曾向他请教过。因预知将要大赦,就纵容他的儿子杀人,李膺派人将他的儿子逮捕,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李膺非常愤怒,就不顾赦令将罪犯处死。宦官侯览等唆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士结党,诽汕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下诏逮捕党人,于是李膺、陈宴、范谤等二百余人入狱。窦武于次年月上书为党人鸣冤,并赞扬李膺等党人行为,为时人所景仰。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党人身上,并以结交党人为荣。次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将他们赦归故里,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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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元年灵帝继位,窦武被封为大将军,总揽朝政,陈蕃出任太傅。窦武与陈蕃同心协力,重新启用李膺等党人。第二年,他们共同商定诛杀宦官。结果计划泄露,宦官曹节、王甫等劫持灵帝和窦太后,矫诏逮捕窦武。窦武兵败自杀,陈蕃也一同遇难。建宁二年,侯览指使人诬告张俭等立号结党,图危社稷,宦官利用机会把李膺等上次禁锢的人也牵扯进去,奏请灵帝批准惩罚。灵帝立即准奏,下令逮捕党人。李膺、范傍、杜密等百余人惨死在狱中。熹平元年公元,有人在洛阳朱雀闻上书写反对宦官的文字,宦官集团再次下令逮捕党人,并且他们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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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政治斗争中,颖川士人颇为引人注目。作为党人大规模活动前奏的清议始于此地,党人著名领袖李膺、杜密,太学生领袖贾彪出自该地,此郡士人己成为党人的核心和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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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与东汉党人为挽救东汉政权而奋力抗争,和党人一起共同演绎了这悲壮的一幕。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虽惨遭失败,但对于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改变了汉晋士风。党锢之祸作为东汉政府迫害士人的惨烈事件,其收捕人数之多,株连之广,实属空前。张扬了士人的正义与个性,对社会风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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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颖川陈氏与东汉党锢之祸】党人所表现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舍生取义气节,成为一种历史的楷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树立了一座人格理想的丰碑,为历代正直的士大夫所敬仰、继承。中国古代士人宝贵的性格,优秀的品质,集中、明确的体现于陈氏家族成员身上。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权力之重的政治状况激起了陈氏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激发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扶大厦于将倾,他们勇于牺牲自己,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义无返顾的儒家精神。正是因为儒学这种内在的自强不息、治平天下的抱负及其忧患意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传承,使儒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