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政策给户口，恰恰是落后意识

从理论上看，各城市努力吸引人才，是绝对的好事。从措施上看，类似上海这种，用户口吸引人才，恰恰又是病态和扭曲的。这让我想起一个著名段子。大清朝某县太爷，新官上任，吸取上一任太爷懒政贪腐的教训，决定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于是这位太爷天天带领三班衙役去县城巡街。体现勤政爱民。结果呢？老百姓怨声载道。太爷不明就里，找来一个路边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前一任县令十年不出衙门，只在后堂受贿贪墨。民间的事情什么都不管，政声极恶。为什么我天天带人寻街，反而老百姓还是骂呢？卖茶叶蛋的老太婆说：前任太爷虽然贪，恰恰因为不出门，不管事，老百姓还能在大街上自谋生路。这届县令虽然勤政，但天天带领三班衙役全城到处巡查走访，搞的四邻八家，只能全力用心迎接太爷，百姓的各种生计只能为其让道，反而极大滋扰了百姓了。这个典故，很好的说明了一个道理：权力的傲慢，不仅能体现在作恶的上，甚至可以体现在行善上。权力行的最大的善，比市场经济，自发次序中的冷漠，还要更恶。上海用户口抢人才这个政策，充分体现了三点‘权力的傲慢’其一，户籍与自由迁徙，是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能把户籍迁徙权利垄断起来，当作‘政府奖励’ ，本身就是一种轻视人，蔑视人的意识基础。如果用基本公民权利当作‘特权’ ，我们还可以设计出类似‘生育权收归国家’：农民只能生一个，工人只能生两个，高学历博士可以生三个，公务员可以生5个，等等‘激励措施’ 。这与《辛德勒的名单》中，戈培尔下令‘学历史学文学的就地枪毙，打铁的修鞋的留下来送往工厂’是不是有点高度类似？其二，人才是实践中来的。上海是什么城市？是著名的国际商贸中心。民国时代就是商贾云集。这些为上海城市繁荣做出杰出贡献的商人，没有几个是‘人为规定出来的人才’ 。更没有几个符合权力规定的是什么985 ， 211 ，四大名校的标准。恐怕一个小学毕业的杜月笙，比今天很多‘四大名校’的人才，对上海的繁荣的贡献都大。今天上海，那些摆摊的，开店的，送外卖的，哪个不是在身体力行繁荣上海经济？这些人凭什么不能是人才？其三，用户口吸引人，在中国市场经济成分越来越高，自由选择越来越多的今天，很大程度上成了‘逗你玩’的笑果。就好比，今天出来几个满清遗老遗少，对外宣称，谁效忠我，我就赏谁‘穿黄马褂’ ，这种人，你觉得可笑不？所谓户籍优越感，其实早已被市场经济，财富自由流动，个人财产权的保障，和越来越多的价格自由机制所冲击得七零八落。说句难听的，给一套上海的房子，都比给上海户口更吸引人。市场经济，永远比权力的各种‘规定’ ，更真正能尊重人才，吸引人才。户籍特权，就像遗老遗少的黄马褂一样，早就是时代落后的象征物。用户籍特权吸引人才，用黄马褂招揽奴才，恰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用‘落后’时代进步的东西在招摇过市。所以说，乍看什么‘四大名校毕业直接落户’是开明，其实恰恰是严重落后时代的意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