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陈尚君︱《陈寅恪文集》与近四十年学术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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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文集》 ， 陈寅恪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的再版 ， 最初的动议是纪念这套书 ， 也纪念陈寅恪、蒋天枢两位先生 。《陈寅恪文集》的出版 ， 当年是学术界的大事 ， 现在回看 ， 可以说带动了中国近四十年文史研究的转型 。
知道陈寅恪先生 ， 大概是在1972、1973年 。最初是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对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李太白氏族问题之推测 ， 郭沫若引李白的《上云乐》诗来加以否定 ， 后来更听到郭沫若说他大跃进的计划 ， 是准备用十五年时间 ， 在学问上超过陈寅恪 。当时真不知道陈寅恪是何方神圣 。
《陈寅恪文集》当年是陆续出版的 ， 最早一册是《元白诗笺证稿》 ， 1978年4月出版 ， 那时还没有用文集的名义 ， 仅是再版 。那时我还在读本科 ， 准备考研究生 ， 立即就买了 。1978年到1981年 ， 文集陆续出版 ， 成为读文史的师生普遍阅读的著作 ， 影响非常广泛 。《柳如是别传》刚刚出版 ， 同学束景南看得很仔细 ， 有一段他看得非常之兴奋 ， 是讲到陈子龙和宋征舆争柳如是 ， 宋急到跳河 。我研究生毕业典礼上 ， 朱东润先生还提到他读《柳如是别传》的感觉 。
蒋天枢先生 ， 我和他的直接接触应该说不多 ， 也不熟 ， 我知道他 ， 他不知道我 。蒋先生1988年送医院的时候 ， 邵毅平和我一起去的 。我记得到华东医院临走要上车的时候 ， 章培恒先生拿出一大叠十块钱的人民币 ， 抽了好几张给我们 ， 说是把蒋先生送过去 。我印象里好像是有点凉的时候 ， 大概是春天 。
虽然我和蒋先生接触不多 ， 但有很特别的因缘 ， 我们当时宿舍住六人 ， 每天都在的是我和束景南 ， 天天在宿舍里留守 ， 其他的都是上海人 ， 可以回家 。所以 ， 我跟朱先生读书 ， 束景南跟蒋先生读书 ， 有关的情况每天反反复复谈 。邵毅平入学第一天 ， 蒋先生问道“‘读书必先识字’是谁说的” ， 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当时 ， 我自己的学问有很多欠缺 ， 很愿意听各方面的教导 。通过束景南 ， 我理解了蒋先生的学术 ， 也了解了蒋先生治学的方法 。辗转得自于蒋先生的 ， 就是凡是读书要先校书 ， 校书自己要备书 ， 有好的版本 ， 自己手上的书反反复复地校 。
我在复旦读书受影响比较深的 ， 开始是陈允吉老师 ， 读研以后是朱老和王运熙先生 。王先生给我们讲专业基础和文献学两门课 ， 文献学中版本校勘的部分 ， 请徐鹏先生讲过一次还是两次 ， 真的没有很好的训练 。从束景南那里听到蒋先生所讲的种种方法 ， 我是乐于接受的 ， 也是多少年以来坚守的工作 。我虽与蒋先生没有很深的接触 ， 在学业上又曾深受其影响与启发 。我特别愿意讲的是陈寅恪先生文集的出版 ， 对于最近四十年中国文史之学转型所起的作用 ， 特别是对唐代文学 。唐诗研究 ， 现在学者特别强调陈寅恪先生治学的核心是诗史互证 。更直接地说 ， 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 ， 大概是与他的家学以及他早年的读书习惯分不开的 。
近年来 ， 陈寅恪先生的读书批点本陆陆续续地出版 。关于批点本 ， 我坦率地说 ， 水平高下不一 ， 有的非常普通 ， 有的一两句里边会特别的奇警 。前几年 ， 北京某出版社给我寄了复印的陈寅恪先生批的吴汝纶注的韩偓诗 。开本很大 ， 印得也漂亮 ， 吴汝纶儿子入民国以后 ， 做了教育部还是司法部的高官 ， 所以把吴汝纶校的韩偓的诗印得很好看 ， 天头地脚很宽 ， 字也很大 。陈寅恪先生批得非常详密 ， 很多内容实际上是抄震钧撰的《韩承旨年谱》 ， 引了大量的史书 ， 多数是常见的 。有几首诗的解读有特别的见解 ， 我当时敷衍成文 。后来那个出版社说没有得到家属的授权 ， 书就没有出 。分页标题
大概是二十年以前 ， 1999年参加广州开的纪念陈寅恪先生去世三十周年的会 ， 我还写过一篇《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 ， 发在《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二期上 。陈寅恪先生早年的学术准备 ， 我相信一点 ， 他读过、批校过的书数量极其巨大 ， 加批有的多一点 ， 有的少一点 。我刚才说水平高下不一 ， 原因就在于 ， 在他早年读书过程中 ， 对于一个文集的各种细节曾经详细地加以追究 ， 这类工作的数量 ， 现在存下来的只不过是泰山一毫芒 ， 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从这很少的部分 ， 可以推知他的读书准备特别的充分 。比方说 ， 在《陈子昂集》的批校中只有几句话 ， 但是有一句特别地突出 。《感遇》其八（“如何嵩公辈 ， 诙谲误时人”） ， 陈寅恪这里批说是针对《大云经疏》说的 ， 陈子昂的诗里出现一个词叫“嵩公” 。别人都是从《神仙传》里找出处 ， 陈寅恪在这里读出来 ， “嵩公”是指北周的卫元嵩 ， 《大唐创业起居注》里讲到唐代建国谶言 ， 有一段是卫元嵩的谶言 ， 敦煌遗书中有卫元嵩的一组六字预言诗 。而且 ， 《大云经疏》在武后要篡夺大唐江山时造舆论文字中 ， 捏造了大量的伪谶 ， 其中就有托名卫元嵩的谶言 。陈寅恪这句话读出来的意思 ， 在后来他的各种著作都没有用到过 ， 我没有看到他再说过 ， 但是这句里边他读懂了这一点 ， 对于理解陈子昂对武周政治某些阴暗面的看法 ， 非常重要 。
陈寅恪讲元稹和白居易的佛教修养 ， 引到元稹给白居易的信里的一句话 ， 讲他读到《法句经》 ， 还有《心王头陀经》 。以前都没有解释这是什么书 ， 但是敦煌遗书出来以后 ， 陈寅恪特别说明两部经的水平是极差的 ， 是层次很低的民间传的伪经 。由此得出结论 ， 这两位的佛学素养都不高 。
所以 ， 在文史互证的层面上 ，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国内的唐诗研究 ， 如果要列举代表性的学者 ， 就有闻一多——闻一多的几篇文章都写得很漂亮 ， 纯粹从文学感受的立场上来说的 。前些年 ， 陶敏先生曾经写过文章 ， 现代唐代文学研究的众多法门 ， 在闻一多那里都开始了 ， 可惜没有再继续展开来做下去 。另外一位是浦江清 。我觉得他最好的论文是《花蕊夫人宫词考证》 ， 对历史悬案做了彻底的追究 。最近因为看到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出了浦江清的《中国古典诗歌讲稿》 ， 讲得很中肯 ， 各个方面都独特而深邃 ， 可惜未尽其才 。
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部分的代表作是《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两编中与唐诗有关的系列论文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也有好几个部分涉及 。他善于在常见文献中读出一般人读不到的问题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引韩愈名篇《送董邵南序》 ， 看到唐代中后期的文人在中央朝廷之失意 ， 进而到河北去寻求出身 ， 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两种不同政权之对立 ， 士人做出了不同选择 。
在他的一系列研究中 ， 很多个案研究和传统的文史考据有不同 ， 不同的地方在于谈到的问题、看问题的立场 ， 都非常特别而新警 。对问题之探究 ， 传统考据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 无论是归纳式的还是演绎式的 ， 一个问题从提出到解决 ， 证据举一端或者是转一两次就有结论了 。陈寅恪的考证最特别的地方 ， 很多问题之追究是打三四个不同的弯 ， 是反复地推究史料以后得出新的结论 。比如关于李德裕之去世和归葬的年月 ， 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的外集中有所谓悼念韦执谊的文章 ， 而且称韦执谊为“仆射” 。陈寅恪的考证证明了 ， 韦执谊在顺宗时候最高的官到什么位置 ， 韦执谊称仆射是他儿子官高以后的追赠 ， 他儿子韦绚要能够为他的父亲来追赠仆射的话 ， 必须到咸通年间 。这样的考证 ， 他不是停留在一个文献的表面上 ， 而是在问题提出以后 ， 一层一层地剥开 ， 多层地加以推究 ， 得出可信的结论 。这样的方法 ， 包括全面地占有材料 ， 读懂诗文本身的内在意思 ， 以及破除传统的定说与一般正史或者常见史料的局限 ， 努力追求事情的真相 。陈寅恪对李商隐的一首《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诗 ， 也是通过这样反复地推究得出结论的 。分页标题
对于元白诗的笺证 ， 以前很多人传为笑话 ， 陈寅恪怎么去探究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 。好像看起来很无聊 ， 这一个案其实包含了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传说和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 。当然除了陈寅恪 ， 陈垣也做过同样的题目 。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指出唐人笔记以及《杨贵妃外传》所谈的传说 ， 不尽可靠 ， 用唐代最可靠的直接的材料 ， 比方《唐大诏令集》所载诏敇 ， 来追究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 。这样一种廓清 ， 对于问题的提出是很重要的 。
《元白诗笺证稿》里有大量很精彩的部分 ， 比方说元稹和白居易诗歌成就的差别 。陈寅恪的说法其实非常简单 ， 白居易的新乐府之所以写得好 ， 是因为一诗一主旨 ， 一首诗只讲一个题目、一个宗旨；而元稹思维缠夹不清 ， 一首诗里 ， 常常讲两三个、三四个不同的主旨 ， 所以白居易的诗更具感染力 。
他在讲到元白的私生活层面 ， 探究下去真的有意思 。他在读书中 ， 探讨了元稹的文集以及元稹原集的面貌和流传的文集之间的差距 ， 以及元稹的那些艳情诗讲到的事情真相到底如何 。这当然是一个老话题 ， 陈寅恪的论述特别关注元集不收而当时风行的艳情诗和风情诗 ， 他认为《才调集》所保留的这一大批诗 ， 本来应该是元稹文集的一部分 。他在元稹这些诗里读出 ， 元稹和崔莺莺来往之初 ， 抱着我们现在讲的不健康的心理 。他更进一步地在元稹的诗里 ，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感动人的那一批悼亡诗 ， 读出元稹内心所想和口头表述之间的巨大落差 。他指出元稹的第一个妻子韦丛 ， 即韦夏卿的女儿 ， 她的家世以及韦丛本人的素养和能力 ， 他认为韦丛有家室背景 ， 但并没有太多的才华 ， 那些诗叙说贫贱夫妻日常生活之中 ， 反而给人感动的力量 。他进一步读出 ， 元稹的诗里边是这样写 ， 但实际的行为中 ， 在韦丛去世不久 ， 就马上纳妾安氏 。再婚的夫人叫裴淑 ， 陈寅恪读出裴淑的文学能力和艺术修养比前面一任要好得多 。这样解读作品 ， 呈现了大量的新意 。
在阐释白居易的新乐府的时候 ， 陈寅恪强调不仅要解读诗里的意思 ， 更要联系史实 ， 把白居易写这些诗到底要讲什么 ， 涉及到什么 ， 内中的隐情给讲出来 。比方说 ， 我们读得最多的《卖炭翁》 ， 陈寅恪读出白居易的诗里所包含的实际上是宦官宫市、卖炭翁以及朝廷中的政局变化 ， 以及内官所起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 。
【文集|陈尚君︱《陈寅恪文集》与近四十年学术转型】我觉得 ， 最近四十年唐代文学的研究 ， 其中包含的问题就在于到底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是不是要切割？陈寅恪把文学看作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文学活动 ， 从中见到从皇帝到官员各种交往的过程中所包含的内容 ， 就是史书会忽略的历史的某一个场景中的特定真相 ，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 ， 当然不仅仅是陈寅恪先生一个人的影响 ， 还有岑仲勉先生 ， 说明所有存世的唐代文献都有传讹 ， 所有的文学或者相关的材料都是可以作为史料利用的 。傅璇琮的研究在法国社会学派的影响下 ， 看各个层次的文人活动 ， 以及在某些片段的可信之中 ， 去重构这些诗人的生平状况 。进一步说 ， 全面地考订作品 ， 阐发新史料的价值 ， 以及最近几年比较多的唐人别集之笺证 ， 这些工作有各种不同的学者和学派的思想的影响 ， 也有方法的继承 。可以说 ， 陈寅恪先生的方法和治学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 。我在前年年底写过一篇文章 ， 认为最近四十年国内的唐代文学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 特别是在八十年代 ， 我甚至用了“唐诗研究的黄金时期”的说法 。唐代文史研究中陈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等前辈所达到的高峰 ， 使得后继学者必须到了这个层面上才有继续展开研究工作的可能 。
（此文系据陈尚君教授在纪念《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纪念版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成稿 ， 并经本人审读润色 。）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