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秦川、王子成：“日本红学”由热到冷原因探析名著典籍|西游记|

经典《红楼梦》在日本颇受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那已经是上世纪的事情了。时至今日，中国古代经典名著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研究，依然呈现盛况，但对于《红楼梦》的传播和研究已是今非昔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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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图画刊行会1916年刊本《红楼梦图咏》
相对于明清“四大名著”的小说甚或其它古代小说戏曲来看，在日本的《红楼梦》阅读和研究正呈冷寂状态。至于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就日本“红学”研究现状，进行一些客观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
一、日本红学研究现状概述
《红楼梦》自1793年被传到日本，到日本学者森槐南于1892年的翻译和发表在《早稻田文学》上的《红楼梦论评》一文，再到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上世纪末，《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研究实况，可谓一路走高，形成了读红热和研红热。
所谓读红热，如《红楼梦》这部小说一传到日本，就被读者抢购一空，四方书店无以为售① ，这是读红热的体现。
至于研红热，也就是笔者所谓的“日本红学” ，它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始，直到上世纪末，几达八十年的历程，可谓盛世空前。如百数十人的研究队伍，数百篇的研究论文以及为数不少的高质量红学专著，足以证明日本红学的盛况。
这“双热”现象，不仅使得《红楼梦》在日本曾走向了经典化，而且也促进了日本红学自身的经典化。至于经典《红楼梦》在日本的经典化以及日本红学自身的经典化现象，笔者已有专论另外发表，故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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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红学史稿》
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对于《红楼梦》的阅读和研究已是明显冷静了下来，几乎呈现冷寂状态。
从《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学》、《集刊东洋学》、《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以及多家大学学术杂志如东京大学的《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神奈川大学的《人文研究》，《庆应义塾大学日吉纪要中国研究》，《埼玉大学纪要（教养学部）》以及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論集》所登载或转载的学术成果来看，其冷寂状态十分明显。
下面将分列上述10家期刊自2015至2018年（少数刊物的时间范围略大一些）所登载或转载的论文，及其“学术动态”栏目介绍的学术信息进行分析。
（一）《日本中国学会报》
该刊一年一集， 2015年为第67集至2018第70集，四集共刊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文17篇，分别为2015年2篇， 2016年4篇， 2017年7篇， 2018年4篇，但没有一篇属“红学”论文。
该报所设“汇报”专栏，是对头一年学术专著包括译著情况的介绍。而该专栏介绍的四年共计24部，其中2部是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专著信息，如2015年“汇报”报道了2014年井波陵一新译《红楼梦》（第七册由岩波书店发行）的信息，而2016年“汇报”又介绍了2015年由广濑玲子翻译的《石の物語：中国の石伝説とを読む》的信息，而该书由法政大学出版局刊行，其原著系杜克大学王瑾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因英文名称太长，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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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波陵一译本《红楼梦》
其它论文论著译著皆涉及《太平广记》《夷坚志》《三国志演义》《三国志平话》《西游记》《西游补》《水浒传》《封神演义》《杨家将演义》《扬州梦》《梧桐雨》《西厢记》“元杂剧”以及其它小说戏曲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分页标题
（二）《东方学》
该刊系由日本东方学会主办，为半年刊，一年两集，分别为1月和7月出刊。2015年两集仅刊登古代文学的论文1篇，即7月第130集里的竹村则行《弘治本に付載する明·張楷について》（p53-67）。
另有个“学术动态”栏目，提供了2014年静永健在“第五十九回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第六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上，所做的题为“洪邁《夷堅志》の世界”主题报告的信息。
2016年1月份即第131辑有中国古代文学的论文2篇，但内容皆与《红楼梦》无关。而“学术动态”栏目所介绍的是有关《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方面的信息，而7月份即第132辑没有刊登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却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信息，如田仲一成为已故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撰写的纪念文章《“先学を語る―伊藤漱平先生―”》，此外杂志还对日本红学大家伊藤漱平的生平著述进行了整理汇总推介，如专著或主编书籍10部，翻译著作12部，论文61篇，基本上是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的成果，而“红学”方面的占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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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红学研究最新成果简介》
2017年1月没有相关研究论文，而“学术动态”也与《红楼梦》无关；7月即第134辑有一篇“红学”论文，如船越达志《后四十囘におけると太虛幻境》（p80-110）。“学术动态”则无任何相关信息。
2018年1月份亦无相关论文，而6条“学术动态”皆与《红楼梦》无关。而7月有两篇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和众多学术信息，但都与“红学”无关。
（三）《集刊东洋学》
该刊系由日本中国文史研究会主办，也属半年刊，一年两期。2015至2016年自112号至115号4集各刊论文1篇，皆与“红学”无关.而“学术动态”提供的信息也与红学无关。2017年116-117号皆无古代文学方面的相关内容。2018年118号和119号各收论文1篇，与“红学”无关，而学术动态“汇报”栏目的信息亦与“红学”无关。
（四）《中国研究》
该刊系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主办，属该校《日吉纪要》里的组成部分，系年刊，即一年一期。该刊创刊于2008年，第1期为创刊号，发表了渡边良惠《森槐南の中国小説史研究について—唐代以前を中心に》（p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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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槐南书法
自2009-2011年即第2-4期无古代文学的相关内容，而2012年第5期发表了渡边良惠《顧況について》（p65-112）。2013-2016年即第6至第9期皆无古代文学的相关内容。2017年第10期发表了渡边良惠《明治期の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小説史研究について—文学史における記述を中心に》（p109-140）， 2018年第11期亦无相关内容。2019年第12期发表了渡边良惠《家族の元へ戻る鬼の話—とを中心に》（p1-24）。可见，该刊所刊论文皆与“红学”无关。
（五）《埼玉大学纪要（教养学部）》
该刊系由埼玉大学主办，亦系半年刊，即一年一卷两号，发表少量文学类论文，但自2013年第48卷第2号至2019年第54卷第2号，内容皆与“红学”无关。
（六）《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
该刊显然系由东京大学主办，为年刊，即一年一期。自2015年第18号至2018年第21号，发表少量有关古典文学的论文，但都与“红学”无关。
（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该刊显系东京大学主办，一年一册或二册不定，但大多是一年一册。自2015年第167册至2019年第175册，共发表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5篇，皆与“红学”无关。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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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读法：铃木阳一文论集》
（八）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
该刊显系神奈川大学主办，半年刊，即一年二期。自2015年NO.186号至2019年197号共发表相关论文3篇，如2015年NO.186号有王子成《と江西省の地域文化——水神信仰に注目して》（p111-142）；2017年NO.190日高昭二教授退职記念号上有铃木阳一《の解読補遺（一）》（p95-116）；2018年NO.194马兴国先生追悼号上有铃木阳一《の解読補遺（二）》（p1-20）等，皆与“红学”无关。
（九）《中国古典小説研究》
该刊系中国古典小説研究会编的年刊，即一年一期，但2015年停刊1年。自2014年第18号至2018年第21号，共发表相关论文包括学术会议论文27篇，仅2篇“红学”论文，即2016年第19号上所刊宋丹《日本伝来時期の再検証―村上文書「差出帳」の「寅弐番船南京」について―》，和2018年第21号上所刊涩井君也《清代の続書における「姻縁」の枠組み——戯曲との比較から―》。\u2028
（十）《中国文学論集》
该刊系由九州大学主编，系年刊，即一年一期。除论文外，也有“学术动态”和“学术著作”的信息栏目。自2015年第44号至2018年第47号，发表少量相关论文，但皆与“红学”无关，仅2017年第46号“会员著书介绍”栏目里推介了合山究著、陈翀译《〈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的书评信息，而该译著系台北联经出版社于2017年4月出版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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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新解——一部性别认同障碍者的乌托邦小说》中译本
由此可见，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在这十家期刊或报刊所刊载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说日本“红学”在新世纪以来处于冷寂状态，并非臆测。
二、新世纪以来，日本“红学”处于冷寂状态的原因探析
由上可知，新世纪以来，《红楼梦》在日本的接受及其研究，相对于中国其它几部小说名著乃至其它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情况，显得冷静多了。究其主要原因，大概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
（一）接受的冷寂在于观念的转变与兴趣的转移
新世界以来，日本读者对于我国经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喜爱程度，相比于上世纪初的情况来看，热情明显减退，远不如对中国其它小说戏曲的兴致浓厚。
虽然我们无法统计到日本今人阅读《红楼梦》的具体情况，但我们可以通过日本学者的研究来反观其阅读信息。
本文以日本学界刊发的相关研究论文为例，分析其阅读的兴趣和范围。如下文将及的十家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非常少，而大多数是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杨家将演义》“三言二拍”《太平广记》《夷坚志》《西厢记》《梧桐雨》等一大批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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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汲古书院影印程乙本《红楼梦》
这已充分说明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名著的《红楼梦》在当代日本，确实不及上世纪那样受欢迎，尽管在上世纪也存在着阶段性的冷热之分② 。那么作为曾经受到世界瞩目、日本读者喜爱的《红楼梦》，如今却受到日本读者的如此冷落，也是有其原因的。
1、紫式部《源氏物语》与其爱情观民族化的冲击分页标题
以爱情为内容的小说，在日本已有其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流播。所谓日本民族的特点之一，是以欲望的达成为其目的的心理满足。《源氏物语》是日本作家紫式部创作的经典名著，其爱情观带有明显的日本民族特征，而作为日本的读者自然更加习惯其本民族风格特征的文学作品。
虽然《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二书中皆具对爱情的理想追求，皆为爱情悲剧，皆属“梦幻”；但《红楼梦》中的“梦幻爱情‘在现实中体现为梦幻的破灭，而《源氏物语》中的”梦幻爱情“则体现为“梦幻”的实现（即以“替身”来满足愿望）。因此，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比起中国曹雪芹的《红楼梦》来，更能满足人的心理欲求。
所以说，《红楼梦》如今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是紫式部《源氏物语》与爱情观民族化的冲击所致。而当代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戏曲《西厢记》《梧桐雨》产生浓厚兴趣并致力研究，正是因为二剧皆能满足其欲望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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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
如《西厢记》“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主题，以及莺莺张生爱情的喜剧结局，符合日本读者的心理欲求和阅读满足；即使像颇带悲剧色彩的《梧桐雨》同样受到日本今人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因为该剧通过梦幻实现了主人公的心理愿望。
2、日益扩大的日中交流与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在日本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中日交流历史悠久，中国文化包括古典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日益广泛。日本读者或学者接触到更多的中国其他经典名著后，其原来的阅读兴趣自然转移到更多更为广阔的领域，诸如对战争描写的《三国志演义》《杨家将演义》之类的小说、对神魔描写的《西游记》《封神演义》之类的小说、对神怪描写的《太平广记》《夷坚志》之类小说、对社会世情做现实描写的《金瓶梅》“三言二拍”之类的小说，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因而《红楼梦》不再热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西游记|秦川、王子成：“日本红学”由热到冷原因探析】（二）研究的冷寂在于“日本红学”已达顶峰，超越顶峰既无可能亦无必要
“日本红学”在上世纪已达顶峰，《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经典化以及“日本红学”的经典化已经完成，再要超越顶峰的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限于篇幅，仅以《东方学》平成二十八年（2016年）七月第132辑，对上世纪“日本红学大家”伊藤漱平生平著述整理的情况为例进行分析。
从其著述、主编的情况来看，上世纪“日本红学”已经达到一个高峰，而且从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论著来看，日本红学研究完全属于少数学者的个人兴趣。
日本学者因为日本人的“匠人精神” ，往往一个领域牛角尖钻到底，这个领域某个学者占据了，研究出了很多成果，别人也自觉地不会去和他争，那是他的地盘，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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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漱平译本《红楼梦》
可见，伊藤漱平的个人著述对日本红学研究具有总结性意义。如伊藤漱平主编的《中国の八大小説》（于1965年６月由平凡社出版）的，其中五部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内容。伊藤漱平于2005年至2008年出版的《红楼梦编》（上中下），皆由汲古书院出版，分别是《紅楼夢編（上）》于2005年10月出版，《紅楼夢編（中）》于2008年6月出版，《紅楼夢編（下）》于2008年9月出版，这对日本“红学”来说，显系总结性的研究成果。
从其翻译的角度看，《红楼梦》研究的平台也已完备。如日本平凡社分别于1958年12月、1959年10月、1960年10月在《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二四、二五、二六里出版了伊藤漱平翻译的《红楼梦》（上中下），又分别于1969年1月、1969年7月、1970年2月在《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四四、四五、四六里出版了伊藤漱平翻译的《红楼梦》（上中下），又由平凡社于1996年9月至1997年12月陆续出版的伊藤漱平译著《紅楼夢（全十二巻）》。分页标题
另外，还有1963年8月由平凡社出版的伊藤漱平的译著《奇書系列（上中下）》、1963年7月由平凡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一）》里所收伊藤漱平翻译的徐怀中的《我們播種愛情》以及1963年8月由平凡社于《中国現代文学選集（一）》里所收《清末五四前夜集》之《王国維》等，再加上由汲古书院自2011年刊行伊藤漱平著作集中所收录的《红楼梦》旧译，伊藤漱平旧藏的程甲本、程乙本影印本，还有井波陵一新译《红楼梦》第七册（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以及2017年4月由台北聯經出版社出版的合山究著、陈翀译《〈紅樓夢〉新解》等，至此《红楼梦》日译本已全部出版完毕。可见，日本《红楼梦》研究的平台构建已基本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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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的演化：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研究》，吴珺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3月版。
从其对《红楼梦》的相关研究来看，可谓深入细致，面面俱到，颇具总结性特征。如伊藤漱平61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中，就有45篇“红学”论文，内容涉及版本研究、作者研究、思想内容以及艺术成就研究、文学形象研究、中日“红学”研究、中国红学家及其相关研究以及相关的考证等。另外还有大量“红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现分列于下：
有关《红楼梦》的介绍和传播的成果如《紅楼夢》（勁草書房《中国の名著》， 1961年10月），《世界文学における》（岩波書店《文学》五五巻三号， 1987年3月）等。
有关作者研究的成果如《曹沾と高鶚に関する試論》（《北海道大学外国語外国文学研究》二号， 1954年10月），《李漁と曹沾——その作品に表はれたる一面（上）――》（《島根大学論集》六号， 1956年2月），《李漁と曹沾——その作品に表はれたる一面（下）――》（《島根大学論集》七号， 1957年3月）以及《晩年の曹沾の（佚著）について——等の真贗をめぐる覚書――》（講談社《加賀博士退官記念中国文史哲学論集》， 1979年3月）等；《曲亭馬琴と曹雪芹と——和漢の二大小説家を対比して論ず――》（二松学舎大学大学院《二松》八集， 1994年3月）
有关版本研究的成果如《脂硯齋脂と脂硯齋評本に関する覚書（一）》（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一二巻九号， 1961年10月），《脂硯齋脂と脂硯齋評本に関する覚書（二）》（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一三巻八号， 1962年9月），《脂硯齋脂と脂硯齋評本に関する覚書（三）》（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一四巻七号， 1963年8月），《脂硯齋脂と脂硯齋評本に関する覚書（四）》（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一五巻六号， 1964年7月），以及《脂硯齋脂と脂硯齋評本に関する覚書（五）》（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一七巻四号， 1966年5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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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颂枝茂夫日文译本
有关中国“红学”带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如《王国維のと雑誌『教育世界』について（上）》（《清末文学言語研究会会報》一号， 1962年9月），《王国維のと雑誌について（中）》（《清末文学言語研究会会報》二号， 1962年10月），《王国維のと雑誌『教育世界』について（下）》（《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会報》四号， 1963年10月），《胡適と古典――旧小説、特に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た覚書（上）》（大修館書店《漢文教室》一二六号， 1978年6月），《胡適と古典——旧小説、特に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た覚書（中）》（大修館書店《漢文教室》一二七号， 1978年10月），《胡適と古典——旧小説、特に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た覚書（下）》（大修館書店《漢文教室》一二八号， 1979年2月），以及《胡適と古典——旧小説、特に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た覚書（補）》（大修館書店《漢文教室》一二九号， 1979年5月）和《王国維と兪平伯の一面（覚書）——「皇帝」との距離、その他――》（大安書店《近代の思想と文学》， 1967年7月）等；《覚書——鄭振鐸と魯迅――》（《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八号， 1942年1月）分页标题
有关日本“红学”带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如《日本におけるの流行（上）》（大安書店《大安》一一巻一号， 1965年1月），《日本におけるの流行（中）》（大安書店《大安》一一巻三号， 1965年3月），《日本におけるの流行（下）》（大安書店《大安》一一巻五号， 1965年5月），《日本における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汲古書院《中国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 198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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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杀人》
有关考证方面带总结性的成果如《程偉元刊小考》（鳥居久靖先生華甲記念会《中国の言語と文学》， 1973年3月），《程偉元刊小考補説》（《東方学》五十三輯， 1977年1月），《程偉元刊小考餘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五八号， 1978年3月）等；《的甄（真）賈（假）の問題——二人寳玉の設定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学中哲文学会《中哲文学会報》四号， 1979年6月），《的甄（真）賈（假）の問題——林黛玉と薛寳釵の設定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学中哲文学会《中哲文学会報》六号， 1981年6月）等。《成立史臆説——七十回稿本存在の可能性をめぐって――》（《東方学》八三輯， 1992年1月）
有关内容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首回、冒頭部分の筆者についての疑問》（《東京シナ学報》四号， 1961年6月），《首回、冒頭部分の筆者についての疑問(続)》（《東京シナ学報》五号， 1962年6月），以及《首回、冒頭部分の筆者についての疑問(続)訂補》（《東京シナ学報》一○号， 1964年6月）等；
有关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成果如《に見る女人像および女人観（序説）——金陵十二釵を中心として――》（汲古書院《中国文学の女性像》， 1982年3月），《金陵十二釵と十二支曲》（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人文研究》一九卷一○号， 1968年3月），《の脇役たち——王熙鳳の娘およびその他の諸人物に就いての覚書――》（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人文研究》二○卷一○号， 1969年2月），以及《に於ける象徴としての芙蓉と蓮と——林黛玉、晴雯并び香菱の場合――》，（汲古書院《日本中国学会創立五十周年記念論文集》， 1998年10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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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64年刊印《红楼梦展》
有关带总结性的研究资料如《研究日本語文献資料目録（付索引）》（《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会報》（単刊）六， 1964年12月），《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版本研究書略解（上）》（極東書店《書報》六二号， 1964年12月），《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版本研究書略解（中）》（極東書店《書報》六三号， 1965年3月），以及《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版本研究書略解（下）》（極東書店《書報》六四号， 1965年4月）等。
其它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近世食文化管窺——を材料として――》（《食と近世食文化管窺——日本中国法国》， 1992年5月），《紅楼夢図画——改埼を中心に――》（《二松学舎大学東洋学研究所集刊》二六集， 1995年3月），《二十一世紀紅学展望（中国文）》（一九九七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1997年8月）等。
可见，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已成为“日本红学”顶峰中的顶峰，系上个世纪带总结性的成果。作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达到如此境地，再要超越它实属不易。
然而作为新时代的日本学者，转向去领略甚至挖掘中国古典文学宝藏中的其它珍宝，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再在“红学”顶峰上去做无效的努力，于是在日本出现“红学”的冷寂状态也就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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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漱平译本《红楼梦》
总之，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日本的接受传播以及“日本红学”已今非昔比，明显处于冷寂状态，已是无须回避的客观事实。形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当为：一是观念的转变和兴趣的转移；另一是以伊藤漱平为代表的“日本红学”已经达到顶峰的境地，要想超越其顶峰，既无可能亦无必要。
注释：
①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页。
②孙玉明《日本〈红楼梦〉研究略史》，《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