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代GDP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之说不可信

以下文章来源于短史记-腾讯新闻，作者隋风问：乾隆时代GDP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居世界首位，是真的吗？一、“占世界三分之一”之说的由来有关乾隆时期GDP的流行说法，主要来自两位西方学者：（1）瑞士历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2）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贝洛赫是较早对中国古代GDP进行推算的学者。他认为1800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28美元（按1960年的美元购买力换算），高于西欧213美元的平均值。后来，学者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在贝洛赫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推算出1800年（嘉庆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44%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贝洛赫的依据有许多的“个人估计” ，他的推算可靠性不高。

图：Paul Bairoch（1930-1999）1998年，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及《世界千年经济史》两书中，推算了中国不同时期GDP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按他的结论，中国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的GDP占到世界的22.3% ，不及印度；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达到32.9% ，成为世界第一。这也正是流行的“乾隆时代GDP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一说的由来。

图：麦迪森对世界主要地区GDP的估算（单位% ， 1952年之前的“苏联” ，大体相当于俄国)麦迪森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当时的农业总产量，与民众的最低生存水平。他在参考了何炳棣、施坚雅（Skinner）、珀金斯(Perkins）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为中国古人的年均粮食消费量（包括饲料、种子等）约为285千克；估测手工业等产值占GDP的1/4；推断中国1300~1820年人均GDP为600美元（按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换算）。麦迪森将这几项数据，乘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口数，就得到了他所要的中国古代GDP数值。比如1820年的中国GDP被认定为2286亿美元。这也是麦迪森对康乾时代评价很高的主要缘故。他觉得当时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日本的8倍，欧洲的2倍，但“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欧洲” 。

图：麦迪森著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二、学术界的质疑与重新估算贝洛赫与麦迪森，虽然在经济史领域负有盛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短板，就是对中国古代史缺乏研究。这也直接导致他们对中国古代GDP的推算，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比如，复旦大学明史学者樊树志，曾就该问题询问美国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意见。他得到的回答是：“麦迪森完全搞错了。 ”清华大学的管汉晖等人，也撰文指出，麦迪森的研究存在如下几大问题：第一，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过于简略。因为麦迪森的研究目的并不在中国的古代经济，而是试图在一个长时段里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第二，估算GDP的方法太过粗糙。总GDP是用人均水平乘以总人口得到的，这两个数据中如果有一个准确性存在问题，最后的结果就难以做到准确可靠。第三，没有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数据。只简单估算了一下总GDP和人均GDP ，算不上对中国古代经济的整体研究。

图：《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一书封面中国学者刘逖的《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一书，尝试着对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的产值做重新计算，再结合最新的古代人口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出更为准确的古代GDP数据。限于篇幅，这里仅简单介绍一下他对手工业产值的估算，以展示其研究方法。在手工业领域，刘逖重点估计了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和运输工具制造的产值。其中的酿酒业，按照酿酒每年占粮食总产出2.28%的比例，按米酿酒后增值160%（依据是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奏折称， “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及工具折旧10%的标准，来计算酿酒业发净产值。制茶业则按照市场价格，除去16%的包装费用（依据是刘建生、吴丽敏等人的研究成果）和10%的工具折旧，来得出制茶业的产值。

图：刘逖关于中国古代制造业GDP的计算（单位“银百万两”）刘逖的推算结果是：中国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GDP为780亿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换算，下同）；经历明末清初的先降后升， 1840年达到历史性的1300亿美元。其间1820年的GDP数字，只相当于麦迪森估值的2/3 。如此一来，乾隆时代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例，就要比麦迪森所说的32.9%少了许多，只有约20%了。据此，刘逖认为：“麦迪森显然高估了前近代中国的经济实力” 。对刘逖的这项研究，也有学者提出过批评意见，认为书中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与GDP相关的估测数据”无法做到准确，并举例说：“李伯重仅对1820年代的江南进行GDP研究，已经发现很难做到深入，从而将范围逐步由江南变成松江府，再由松江府缩小到华亭、娄县两个地区。尽管他已经几乎穷尽了相关史料，对于一些关键的数据，也不得不依据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是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来进行推导。 ”小区域小时段里的GDP研究尚且因史料限制如此困难，要就“前近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GDP进行测算，无疑是难上加难。专项研究尚且如此这般“对困难估计不足” ，保罗·贝洛赫和安格斯·麦迪森关于中国古代GDP的所谓估算，当然更不可能是准确的数据，大体只能充当一种谈资。三、关于“乾隆时代人均GDP”的争议无论是贝洛赫的44% ，还是麦迪森的32.9% ，又或者是刘逖重新估算的20% ，清代中期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无疑都是巨大的。这种巨大，又与当时的人口规模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待到计算人均GDP时，人口众多就变成了劣势。按照麦迪森的估算：中国自1300年（元朝中后期）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后，一直保持到明清时代。可与之对比的是：西欧在1500年，人均GDP已达到了772美元， 1700年增长至997美元， 1820年已是中国的2倍。也就是说，在麦迪森眼里，早在晚明时期，中国的人均GDP就已被西欧超过，到了乾隆时代，差距又进一步扩大了。分页标题

图：麦迪森对世界主要地区人均GDP的估算（单位“国际元” ，等同于1990年美元价值）也有许多学者对麦迪森的结论不以为然。比如朱寰主编的《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一书认为，麦迪森所谓的“中国在公元1300年之前，人均GDP一直高于欧洲和英国”这种说法，是他“不完全掌握中国人均资源和货币经济的基本数据”而造成的一种误解。该书认为：中国的人均GDP落后于英国， “不是从1840年开始，至少从公元1000年（北宋初期）就开始了。 ”

图：乾隆年间《万国来朝图》（局部）而按照刘逖的计算， 1600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约为白银4.5两（合1990年388美元的购买力）， 1840年下降至白银约3.4两（合1990年318美元的购买力）。整体而言：1600年~184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是351美元，最多时391美元、最少时309美元，徘徊在国际公认的“最低生存线”（subsisitence level ， 350~400美元）左右。与同时期各国的横向对比则是：“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为英国的40% ，与美国（北美殖民地）几乎相等；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北美殖民地）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 ，美国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 “从1600年至1840年，中国和欧美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

图：郎世宁绘乾隆像四、工业革命是普通人生活水准发生质变的关键不过，在古代，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人均GDP虽然存在高下之分，但尚不足以让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产生根本性的差异。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尚未经历过工业化的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贫困的。只是在贫困程度上略有区别罢了。工业革命之后，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才首次出现质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使团自广东一路北上，成员巴罗触目所及的，是普遍的贫穷。他后来写道：“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合……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另一位使团成员斯当东的观察，也大体如此。他写道：“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这其实是一群已然经历了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人（一般认为工业革命始于1760年代，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已持续了三十余年），对仍处于近代之外的古老帝国的一种正常观感。在近代，亚洲因为种种原因，进入工业化的时间相当晚，于是在生活水准上与欧美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艾什顿（Thomas S.Ashton），在1947年尚且如此感叹：“当今，在印度和中国大地上，只见瘟疫流行，饿殍遍野，看来，那里的男男女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白天与牛马同劳作，入夜与牛马同安息。这样的亚细亚标准和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惨状，就是那些仅增加人口而未经历产业革命的人们的命运。 “简言之，材料所限，乾隆时代的GDP总量和人均GDP ，是很难得出一个准确数据的。比较工业革命之前的东西方GDP总量和人均GDP差距，也没有多少意义。参考资料①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②（英）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③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2010中国经济学》，格致出版社2012年。④倪玉平：《评﹤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1期。⑤（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⑥朱寰主编：《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亚欧诸国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下》，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3页。⑦（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第238~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