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民族魂”的龃龉

两个“民族魂”的龃龉（随笔）陈鲁民1936年10月22日，上海，鲁迅的葬礼上。章乃器亲自主持，欧阳山、蒋牧良执撑着“鲁迅先生殡仪”一幅白布制的特大的横额，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李公朴、胡愈之、王造时等名流，站在送葬队伍中，鲁迅的遗体上覆盖“民族魂”的旗帜。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绵延相连的马路上，形成了一条数万人的送殡队伍。人们用黑纱、挽幛和口号声来表达对鲁迅的哀思。1945年10月10日，上海天蟾舞台，纪念抗战胜利演出，梅兰芳一人独坐，将蓄了八年的胡须轻轻刮去。戏院内观者如堵，等待着梅的粉墨登场。此时，却有人悄悄地告诉他，先别开戏，再等一等。未久，只见蒋介石、宋美龄相偕而至。蒋走到梅前，从上装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好的宣纸，用浙江奉化口音的国语十分郑重地说：送给你。宣纸上写着“民族魂”三字。（2008年1月19日《新闻午报》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仅有的两个被尊为 “民族魂”的文化巨人，所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文学巨匠，一个是京剧大师；一个是死后追认，一个是生前认定。两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了奇迹，都为中华民族争了光，都是中国人的骄傲。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却非常糟糕，从不往来，相互成见极深，不能不是一件憾事。事情要从1933年说起。年初，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访华，上海文化名人几乎倾巢而出，鲁迅与梅兰芳自然也在上海共同出席了欢迎聚会，虽然他们同桌吃饭，彼此也都知道对方身份，却形同路人，至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讲。因为相互隔阂太深，已无法弥补，既有偏见，也有误解，而两人又都是性情倔强之人，于是，这唯一一次见面的机会也没有进行沟通，更没有“相逢一笑泯恩仇” ，两位文化巨人就这样失之交臂，参商永离。平心而论，我以为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鲁迅先生对京剧乃至梅兰芳的多次批评、讽刺是主要原因。在鲁迅的杂文和通信中，先后有十多次提到梅兰芳，语气多不恭，对其表演艺术也颇多嘲讽。在《社戏》里，鲁迅说他20年里只看过两回京剧，无非是“咚咚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 ， “一大班人乱打” ，戏台下是“太不适于生存了” 。鲁迅对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也很不感冒，他说：“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他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到的呢？”这就不无偏见。最让梅兰芳不能接受的是，鲁迅在几篇文章里对他公开讽刺，用语颇为刻薄。 1924年，鲁迅在他的《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挖苦道：“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因为从两性来看，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 ，女人看见‘男人扮’ ，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像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 ”虽然没题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说的是梅兰芳。 1934年11月5、6两日，鲁迅发表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文中指出，中国的士大夫惯于将一切都变成趣味，变成清玩，一旦“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 ，往往会促其灭亡。鲁迅不客气的批评了梅兰芳和造梅、捧梅的一班士大夫的这一倾向，并且叹惜梅兰芳“竟没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 。如果说这一段话还有些道理，那么下面这段话就未免失之偏颇了：“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 ”而事实上，京剧并没有如鲁迅断言的那样式微和消失，反而一代代地传了下来，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与国粹，在今天仍有大量的戏迷与观众。似乎没看到梅兰芳有什么公开见诸报端的反驳言论，但他的不高兴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不仅没有参加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的葬礼，甚至在解放后举行的多次纪念鲁迅诞辰和忌辰的活动中，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梅兰芳，很少出席，而且从不讲话，好在大家都知道他和鲁迅历史上的不和，也不勉强他做违心的事。他和鲁迅夫人许广平虽然同是全国政协常委，经常在一起开会、聚餐、合影，私下却从不来往。他的这些举动，仔细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戏剧大师也是人，自然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话不投机半句多嘛，都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奇怪的。好笑的是，不仅两个大师存在恩怨龃龉，他们的“粉丝”也一直在争论不休。 1994年，在纪念梅兰芳百年诞辰的时候，当时文化界的两位名人柯灵和黄裳就曾大动干戈， “火药味”颇浓。柯灵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想起梅兰芳》的文章，对黄裳写于1947年的《饯梅兰芳》提出了批评，甚至把鲁迅也顺便拉来受审，对一切轻视梅兰芳者，甚至对梅有过微词的一个都不放过。随后黄裳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关于《饯梅兰芳》”的反驳文章，为自己也为鲁迅辩解。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双方在报刊上打起了笔仗，一个大刀阔斧，步步紧逼，一个兵来将挡，针锋相对，很是热闹了一番，让大家一饱“眼福” 。如今，两位大师都已作古，曾经有过的恩怨龃龉也都随风远逝，留给我们无限遗憾和叹息，正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分页标题